大数据杀熟背后的平台私权力及其法律矫正

民事领域私权力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市场垄断,然而平台作为商业架构和组织模式的出现意外且快速地拓展了私权力的衍生空间。通过模仿国家提供市场、通信等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互联网商业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以自我赋权的方式掌握了一种对平台内市场的管理权。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权力还因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市场—政府”属性获得了资源配置与规则制定的内涵。平台经营者不仅可以依靠大数据的实时监控与预测分析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得到平台内市场投资的最优解;亦能利用信息科技实现对平台内市场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但不能忽略的是,私主体提供公共服务获得管理权的形式难以避免地令此类权力具有了显著的私属性,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同时会带给平台私权力侵犯用户权益的便利：平台经营者在或直接或隐蔽地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后,借助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完成对个体用户的画像,最后利用算法模型实现对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定价,以此达成蚕食消费者剩余的目的。大数据杀熟的频繁发生,在加剧消费者隐私泄露风险的同时,剥夺了消费者剩余,降低了消费者对网络交易市场的信任,也违背了“共享”的发展理念,最终阻碍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从现有规制方式来看,《反...     

平台经济规范发展中的公民数据权——兼析“数据公共物品”

平台经济规范发展需要对公民数据权进行保护。公民数据权包括公民数据人格权与公民数据财产权。其中,公民数据人格权由数据知情权、数据同意权、数据修改权、数据被遗忘权构成;公民数据财产权由数据采集与使用权、数据可携带权、数据收益权构成。公民数据权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同步,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是场景流变中的权利束。平台经济的内生性特质、网络平台公正性诉求及平台数据算法正义为公民数据权提供了正当性。平台经济发展中公民数据权的可能性是通过保护公民数据权来实现的。“数据公共物品”是指将公民数据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并强调对其的保护是全过程的与全覆盖的。数据公共物品应该是网络平台多边主体合作供给的结果,其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算法伦理设计来解决。     

OTA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以“携程杀熟案”为例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大数据杀熟”纠纷频发,平台规制成为紧迫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判例对OTA网络平台的法律定位主要有两种：服务中介商或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携程杀熟案”即为典型例证。然而,将OTA网络平台仅仅界定为中介人或者合同相对方,这一判断与网络平台的实际运营特点并不完全匹配;而且,这种界定易导致平台的法律义务远轻于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进而造成网络平台“大数据杀熟”现象日益泛滥。“携程杀熟案”反映了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限制“大数据杀熟”的传统路径,存在信息不对称、举证困难、赔偿金额过低等基本缺陷。要想有效规制“大数据杀熟”,必须不断完善以反垄断为主要手段的行政规制路径,厘清行政执法主体不明、行政责任混乱等问题,从而弥补传统民事诉讼路径的缺陷与短板。     

"大公无私"与"公私两无"——对中国传统"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反思

公、私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过程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公"、"私"关系上的主导政治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崇公抑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大公无私".但这种政治思维方式在现实中却造成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等多个领域 "公私两无"的尴尬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固有缺陷表明:"公"与"私"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对 "公"的维护应当建立在对"私"的认可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不然,"私"之不存,"公"亦难立,"公私两无"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网络平台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权益性质

用户提供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营业财产的一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享有营业权.营业权的保护方式更类似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权,在认定第三人获取网络平台的数据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法院基于个案对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上的数据进行保护时可以采取技术控制和协议控制两种方式,但都不应逾越合理的限度.当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权益遭到第三人损害时,如果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当两者之间不存在商业竞争关系,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足以救济受害者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数字社会背景下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法律规制

超级平台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驱动传统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并凭借技术和资源优势，形成了在线上市场中的强大控制力——平台私权力。指出超级平台私权力无序扩张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侵害用户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等，而厘清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来源是采取针对性规制措施的关键。鉴于此，采用权力溯源的分析路径，明确了构成超级平台私权力的三个来源，即用户协议的权利让渡、政府公权力的默许或授权以及技术先占中的自我赋权；同时，依其权力来源的不同，从多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包括治理平台用户协议、明确平台权力边界以及规范平台技术应用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行平台用户协议规范模板、建立平台用户协议合规性评价标准体系、约束平台遵守法定权限、规制“平台内软法”及完善算法解释权等措施，以期进一步规制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无序扩张，落实超级平台责任。     

论“公”与“私”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公”与“私”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又是对立的,“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规律表现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反比例关系;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就是“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过程,“公”与“私”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使人具有了不同的道德层次;“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贯彻于人的一生,“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规律说明了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长期性、艰难性等特点。     

网络平台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

作为网络平台自治的外在形式，网络平台自治规范调节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承载网络平台的自我意志。从表面上来看，网络平台自治规范具备私人合同的基本特征，但本质上，网络平台自治规范是平台“私权力”的集中体现，具有“准法律”的性质。对网络平台自治规范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可以从约束平台权力无限扩张、司法机关协同参与平台治理、实现网络平台治理现代化、救济网络用户权益四个方面获得理解。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对网络平台自治规范的审查标准尚不统一。网络平台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工作应着力从如下方向予以改进：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突破私法的界限，采用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区分不同的司法审查结果；强化司法审查与行政管理的衔接配合。     

平台滥用算法权力的法律规制

平台基于算法技术优势、数据与用户交互基础和资本优势对算法相对人生成具有控制性的新型社会权力,造就平台算法权力。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平台利用算法实施数据滥用、恶意封禁、算法歧视、侵蚀公共权力等现象频发,侵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对人、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此,在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将算法承载着的平台的“代理者”角色作为认知基础,重点围绕作为算法权力滥用主体的平台以及平台的滥用行为来进行。具体而言,应赋予个人以新型权利的方式来对抗和制约算法权力,构建平台“守门人”约束制度以强化对“守门人”的权力监督,加强对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与执法。     

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模式

对数据权的性质有人身权和财产权两种观点。文章认为以人身权划定数据权的性质忽略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对数据与个人信息作概念分割的立法初衷。数据不同于个人信息,本质上不具有人格属性。以财产权界定数据权的性质不仅在经济上可能,在法律上也可行。可借鉴传统的财产权保护规则,构建数据财产权保护规则：其一,在数据主体的确定上,以增附原则判断数据竞争性利益的归属,刺激数据参与者的积极性;其二,在数据客体的界定上,借鉴“物权法定”原则,以“有限的公认形式”框定数据财产权的范围,防止数据上的权利人过多,而产生溢出效应;其三,在数据财产权纠纷的解决上,可遵循以非正式的私主体处理机制为主,正式的法律裁决为辅的纠纷解决机制,以维持数据各种关联利益的平衡。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