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猫论”对科技翻译的启示

邓小平“猫论”揭示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它的提出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科技翻译作为一种对特殊文体的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猫论”对科技翻译有着重要启示。     

论文学翻译“化境”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化境”说的理论意义：“化境”说从辩证的高度继承、升华了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最完美表现形式在于它自身的一无所有，从而道出了它的特珠性，“化境”说强调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具有目前流行的翻译科学论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说两者兼容，可救扰其一端的偏颇。     

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

朱光潜先生的美学造诣在国内外可谓首屈一指,但其美学光芒往往掩盖其作为翻译家的成就。朱氏译论精华可归结为"翻译艺术论",其翻译观的其中一方面可归结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探讨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艺术论"思想观,对重新审视当今西方"科学化"的译论,重视中国传统翻译学中的"艺术性"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思考——谈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Dr·Eugene A·Nida)在60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而后,到了90年代他则断言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思考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创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社科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其翻译方法却受到非议。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研究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有助于对其作出客观、辩证的评价。     

文化翻译中的“化境”

“化境”说是由我国著名学者钱锤书提出的。本文从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中国传统译论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和认识“化境”。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本文阐述了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文化翻译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传真”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即要求译语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专注”的翻译与“异化”理论的危险

文章重点探究意大利著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foreignisation）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异化”的最大缺陷来自于其武断的本质及其对“调停”（mediation）作用的拒斥。文章借助于国内学术界既往相关研究论文的调查,进而对中国读者眼中的韦努蒂及其“异化”理论进行了新的反思与质疑。研究表明,中国孔子的“中庸之道”,可以剔除韦努蒂理论中过于强势的因子,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异化”,亦即“归化”后的“异化”,寻觅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归化”、“异化”共谋之途,乃是尊重他国文化的至上选择。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从信息论角度看翻译中“信”的标准

长期以来,“信”一直被视为翻译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翻译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根据相关信息论原理,我们可以看到,“信”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以其作为标准来评价及指导翻译活动是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信”作为翻译标准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野十分狭窄,因而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研究与反思:“信达雅”翻译理论新辩

严复的"信达雅"译论是中国100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传统翻译理论,但在西方译论快速发展的今天却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译界对其不同的认识虽有利于中国译论的丰富和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对此,文章分析了多位学者对"信达雅"理论的研究情况,考证了"信达雅"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状况,进而结合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现代翻译理论,剖析了"信达雅"的原意和现意,指出了"信达雅"在当代翻译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浅议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法

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即达到“信”,这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于原文,并不意味着对原文的机械理解,逐字翻译;而应该吃透原文抓住其精神实质,用简洁、流畅、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翻译中恰当地应用“虚化”和“实化”是指词、词组或句子在翻译中既不能译得过“实”,又不能译得过“虚”,“实”或“虚”应该灵活掌握。     

“译”或“翻译”的属性及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

通过对“译”和“翻译”的含义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译”和“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活动，一个过程；即不是“科学”是“艺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是进行翻译理论建设而不是构建“译学”或“翻译学”。     

葛浩文“用达雅”翻译思想研究——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翻译家葛浩文认为他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太大, 这意味着国内译学界原本疏离的二者更有渐行渐远的趋势。文章通过对葛氏文论、访谈实录及其译本的分析, 梳理出“用达雅”的翻译思想:“用”于构建中国他者文化形象, “用”占据核心地位, 它决定了“达”于西方大众读者的内容和方式, 也决定了翻译之“雅”在于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因用制宜”。通过对葛浩文“用达雅”翻译思想的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 尽管他认为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太大, 但在他的翻译思想中显示出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日趋深化,由“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确立是对现代化建设所做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