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与革命——论作为现代精神现象的左翼文学

现代性是观测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平台 ,是一种文学史视野与方法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历史逻辑的必然 ,是由“五四”多元启蒙理性向一元政治理性的演变 ;左翼文学是理性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段和特定区域的革命化展现 ,理性精神的时代要求选择了革命 ,革命选择了文学作为斗争的分野 ,是总体化现代性的一种时代演绎     

前人的路后人的书--读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向历史纵深辐射的字眼,从成长过程父死弟亡寄人篱下的坎坷曲折到爱情婚姻的率性执着;从对文学天赋的敏锐到身为女性对自我性别的大胆张扬,从行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生沉浮到临死“我可以成佛了”的从容超脱,丁玲一生都在以自己的个性与心性走着属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文学主体性理论：缘起、论争与评价

文学主体性理论受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影响，二者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之争，共同推动了人学主潮的主体性转向。文学主体论的核心是“内宇宙”,即对人的精神主体内部结构的强调。这一观点引起了文学规律的内外之争和文学主体的群己之争。我们要站在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史和文论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对文学主体论的学术贡献、理论限度与思想潜能进行评价。在思想史层面，文学主体论引起的是人学思潮的系统化、内在化的主体性转向。在文论史层面，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引起了各派文学理论的碰撞、互动和重组。文学主体性的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的本体化与本土化两个方面。文学主体论没有正面回应文学的存在方式问题，尤其是文学语言问题，也没有充分吸收现象学以降兴起的交互主体性学说及其伴生的对话理论、互文性研究、普遍语用学、过程中的主体等理论，实现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反思文学主体性问题在改革开放40年文论史中的发展流变和理论限度，与其说文学主体论提供了某种完善的理论形态，不如说其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精神镜鉴和学术张力——在论争和对话中不断发展，在交流和融合中逐渐完善。     

前期延安文学对知识分子品性的革命反思——透视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延安作家对知识分子品性的革命反思主要体现于前期延安文学中,是延安作家寻找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差距并企图弥补的努力。这种反思是作家对知识分子思想与个性的整体审视,是在没有外力推动下的主体选择,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意义。革命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具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情绪化、迂腐和胆怯等特征。     

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解析

试图对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和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给出新的解析,认为先锋文学借助形式的革新将理想的文学精神呈现出来,既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内省和领悟,又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并将二者融于一炉;不管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多么强烈,都难以掩盖其应有的文学精神的指向,虽然先锋作家作为创作群体已经消失,但先锋文学的实验和探索在新生代那里得到了传承,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文学精神。     

试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基础上,经历了女性自我性别认同与超越性别的成长过程。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中,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失者与被动的参与者,承受着男权制这种传统的钳制。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为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与责任感所占有、掩盖,被封建的文化伦理所异化,女性与女性文学长期被湮没,少数民族女性话语以写作的形式更为弱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多年狭隘的创作模式和第一次大的转型的内在动因是女性意识的蒙昧与觉醒,女性作家文化身份与主体位置出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滑动与漂移。梳理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更好地把握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苏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源流论

苏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是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源头.其源流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解放区文学在理论建构上,整合了苏区文学关于文学本质和功能的政治化、革命化认知特征;另一方面解放区文学继承了苏区文学的小型化、通俗化特征,以及成绩突出的话剧艺术经验,从而使后者更好地服务于革命的现实斗争.当然,苏区文学的某些缺失也给解放区文学以消极的影响.     

探析与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

<正>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发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并在新时代得了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成熟。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不同于其他的精神品质,它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发展和自我革新的宝贵精神,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革新与完善,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根本和精髓在于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使党在时代变迁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为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不断贡献力量,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

文学传播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作为被传播对象而被传播，以及文学作为传播手段而传播其他社会意识。从发生顺序看，文学传播是源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作家在思想深处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存在并充分发挥能动性。这样，就传播主体而言，作家就首先成为文学传播的主体。发展到后来，作家这种原创文学的传播主体逐渐表现出团体化倾向；另方面，文学传播还包括已经存在的文学的传播，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这类文学传播的主体主要有乐府及其嬗变的机构，即那些以学术或其他传播方式进行文学传播的组织机构或机关，如历代史馆、书院、书坊等。文学传播主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传播主体因存在状态不同而有性质差异；文学传播主体具有不同影响力；文学传播主体所利用的媒体影响传播力度；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呈现出差异。     

反映论与主体性理论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反映论原理解决文学本质问题,其完整的表述概括了种种不同的反映形态,高度重视创作者主体在艺术反映即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鼓励作家在改造自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体性理论所讲的“主体”完全不同于反映论所讲的主体,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体,拒绝接受正确的理论和观念指导的主体。主体性理论强调充分尊重和肯定每一种个性,断定文学创作是作家的自我实现,推崇自我,放纵自我,其结果必然造成错误思想情绪的泛滥。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都市现代性视阈下的革命主体及其危机 ——以左翼文学的工人叙事为中心

[提要]左翼文学的工运叙事中，非技术性工人多以城市革命主体的正面形象出现，技术性工人形象多被赋以消极落后的表征，文学想象与历史叙说之间的悖反张力，指向纠缠在普罗列塔利亚、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多重身份认同之中的技术性工人，在左翼视野中他们更易为都市现代性“腐蚀”。但鲁迅的《阿金》披露了异托邦之中潜在的革命主体皆可能遭遇异化的严峻现实。左翼工人形象“症候”实际成为一种镜像，照见了同在城市革命队伍序列之中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30年代初，丁玲、蒋光慈等作家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试图通过工人叙事重新探讨突围都市革命困境的有效路径，即工人离开城市、发动农村革命。这一叙事与同时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在“反围剿”军事行动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决策形成共时性的互动。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上)

学院派文学自８０年代在高校出现，继而很快形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涌现出一大批学院派作家，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到９０年代，学院派文学转向后现代主义。这个转变昭示了学院文学的代表作家们的心灵与精神的自虐的艰难历程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自恋情结与文学创作

自恋情结作为人类自我欣赏和崇拜的本能,对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深远的影响.自恋情结常使作家过高评价文学的地位和凸现自我的主体意识,使作家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往往成为惟我独醒的智者、惟我独尊的能者和独善其身的有德者,使叙事主人公成为神话中心、情爱中心和道德中心.作家自恋情结的特征是理论上夸大文学及作者自我,实践上夸大和变异自我而成其为理想主人公.     

寻找审美乌托邦——裘山山小说的日常生活书写与新世纪文学的审美取向

在消费化的文学市场中,物质膨胀,精神扭曲,文学的审美乌托邦不断被欲望主义的书写所掩盖,一些作家在消费主义的牵制下采取了向市场妥协的姿态。作家裘山山对于日常生活的把握和书写,对于人性和理想的展望,开创了文学创造的新的动力,也为建构新世纪文学的审美取向产生了新的文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