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加强内部监管,规避大股东内部控制导致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绩效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原有公司监察人和监事会制度所积极深入剖析的主要课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政策的推行依赖社会制度和法制环境,海峡两岸面临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处于不同法制和金融环境。从推行独立董事这一政策视角入手,选取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965家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1 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峡两岸间的差异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①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海峡两岸均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但台湾地区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明显;海峡两岸在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大陆虚设独立董事的现象影响了其企业绩效的提升。②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证监会规定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制度推行后,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国家法规强制设置比例的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会对其资产报酬率有提升作用。        董事会独立性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推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海峡两岸间的对比为英美公司治理制度全盘移植于新兴市场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支持法规强制设置独立董事政策有积极支持作用,海峡两岸公司治理制度在双轨制与委员会制度并存之际,此研究对许多尚未探讨的制度性选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董秘信息提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与公司绩效

  掌握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是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保障,信息不对称会降低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有效增强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作为维持董事会有效运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董秘承担着为独立董事有效履职提供信息服务的义务。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强调董秘在对外信息披露中的重要作用,未对董秘如何影响董事会运行效果提供清晰的解释。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以2006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董秘信息提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影响董秘信息提供促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三方面因素,即董秘信息提供能力、信息提供意愿和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配置情况对董秘信息提供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董秘作为管理层与独立董事的信息联络人,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信息,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面临的信息劣势地位,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秘信息提供能力越强,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董秘信息提供意愿、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均可以增强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调节作用;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差距越大,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信息劣势限制了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的信息,董秘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履职所处的信息环境,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水平。应该进一步从政策和法规的视角,明确董秘为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定位,保障董秘列席高管团队会议的权利,加强董秘任职资格审核和任职能力培训,充分发挥董秘的信息枢纽职责。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

 自独立董事制度确立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鉴于独立董事多席位的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以及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专业人士已成为上市公司选聘会计专业独董的重要来源，考察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和事务所经历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2009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STATA软件以及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OLS回归分析方法，结合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探讨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当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越多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当公司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与公司所聘任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还发现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会影响会计专业独董有效履职，拓展了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经验研究；同时，研究结论还为监管层完善监管机制、上市公司会计专业独董的选聘和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社会保险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当公司违规时对CEO及时有效地进行变更是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之一,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董事会独立性是公司治理的灵魂,已有研究将董事会独立性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性,忽略了可能影响董事会职能发挥的其他社会因素,如董事会成员与CEO非正式关系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匹配程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社会独立性。        采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理论,从董事会监督职能有效性发挥角度,创新性地构建包含认知和关系双层的董事会社会独立性测量指标,以2011年至2014年沪深A股发生CEO变更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不同情景下,当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董事会社会独立性对CEO变更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董事会社会独立性越高,违规公司的CEO越容易发生变更行为,董事会成员与CEO关系亲密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相近所形成的较高的契合度使董事会无法客观公正地评判和监督CEO的业绩表现;②董事会社会独立性效应的发挥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和业绩表现有关,在民营企业和劣绩公司,董事会社会独立性的调节效应更显著;③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外部治理机制为董事会社会独立性的效用发挥提供了保障,董事会社会独立性只有在外部治理较好的情形下才会影响违规公司的CEO变更。        董事会社会独立性作为独立性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不仅在于保持结构的独立,还需要提升董事会的社会独立性。公司应严格把控“关系型”和“相似型”CEO,同时还应创造独立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保障董事会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追名”还是“逐利”：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之探究

 经营权与控制权分离引发的代理问题是催生独立董事这一群体的制度根源。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也是剩余索取者的代理人,与股东之间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如何构建独立董事激励机制,使其与中小股东建立有效受托责任关系,是监管部门和实务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2002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手工配对法、Logit回归和OLS回归,采用进一步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个人特征、公司特征和制度环境3个层面考察零薪酬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并从“追名”和“逐利”两个角度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进行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从个人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独立性较强的董事中;从公司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违规风险较低的公司;从制度环境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零薪酬独立董事在出席董事会时也更加勤勉,以上结论与“追名”动机逻辑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背景的零薪酬独立董事能进一步甄别出财务风险更高的公司;由于存在自选择,零薪酬独立董事任职公司的治理水平更高,其并未出具更多的否定意见。        研究结果说明经济和声誉两种激励方式在不同独立董事个体间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一方面,为独立董事零薪酬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说明上市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风险水平以及每位独立董事的具体特征等设定差异化的薪酬水平;另一方面,也对监管部门完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与公司被诉风险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诉讼案件威胁公司内外部“和谐”，引发各界关注。一般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发公司诉讼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信息不了解，使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更易发生；而且，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公司间的信息偏误，也会造成日后纠纷，这些都可能引发公司被诉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经理人掌握的外部信息不充分，使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各项决策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极易引发由决策失败导致的被诉风险。因此，研究如何缓解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规避公司被诉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嵌入性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双向传递的视角，考察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公司被诉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PSM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并结合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探讨这一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最后对研究中涉及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网络有助于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双向传递，降低公司被诉风险。对作用机理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不健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抑制被诉风险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独立董事网络既可以将公司内部信息向外部传递，缓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偏误，也可以将外部信息向公司内部传递，提升经理人决策科学性。而且，独立董事网络并未强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而是通过信息传递增强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替代变量、独立董事自选择偏差、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与公司治理和诉讼风险成因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认识和规避当前被诉风险提供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