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现代宗教性小说的反殖民话语

萧乾与基督教呈现出某种内在的精神紧张,他以民族主义的思维眼光和历史时代的特殊语境消解了基督教的世俗权力:教会、教徒以及宗教性礼仪,同时又对基督教的神性意义和艺术特性保持着沉默与诱惑。基督思想与汉语叙事方式在萧乾那里转化为文化主体性与民族性力量的审美建构,实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反帝反殖民意义功能。     

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解读

莎士比亚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无所不在的"恶",而"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人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悲剧性处境。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新教对人的本质理解是一致的。从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面。     

浅谈美国新基督教右翼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思考——对美国新基督教右翼活动实地考察后的一些分析

新基督教右翼是美国社会的重要力量,而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大。本文着重论述了美国新基督教右翼对经济危机的看法以及从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反观新基督教右翼兴起的重要社会经济土壤。文章首先概述了何谓新基督教右翼,然后阐述了基督宗教在美国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新基督宗教右翼对经济危机的思考。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悖论”之中的意义链条——齐泽克的三个笑话

“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何“必须借助基督教的经验”？齐泽克与“激进正统论”神学之争,似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早在1997年,米尔班克就在其著作的注释中提到过齐泽克,乃至2009年他们的相关论说被合编为《基督的异类：悖论还是辩证》。在齐泽克看来,基督教神学推至极处,可能恰恰是一种无神论。作为一套最具原型意味的叙事结构,齐泽克认为“历史的进程”、“市场规律”等等均可以从基督教得到解说。     

趋奔神圣和信仰的动姿基督宗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

80年代以后的当代作家在对基督文化的理解、认知和表现上有着明显的距离 :北村、史铁生对基督文化的趋近是基于精神上的企图 ;礼平、海子和刘心武等则是在情感的某个层面上和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共鸣 ;而王蒙、冯骥才、莫言等则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一个可以重新解读俗世历史和文化的理念 ;对那些新生代作家而言 ,基督教文化是一个意象 ,一个需要用恐惧和罪感而填充和显现的虚拟空间。然而他们那种趋奔神圣和信仰的动姿却是共同的 ,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景观和耐人寻味的趣旨。     

神壇才子——访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陈泽民牧师

正是耶稣受难日,神学院一片肃穆,唯有绿树红花摇曳在晨风中。在神学院的住宅区,我敲响了陈泽民牧师家的门。 走进他的书房,我立即被包溶在一片文化氛围之中。“墨海书韵”的挂幅、圣母抱子像、圣彼得大教堂画、精美的十字架、各种基督信条……整个书房给人一种超然的境界。这种境界属于基督教,也属于陈牧师。 走上基督之路 1917年,陈牧师出生在广东,祖父是中国第一代传道人。父亲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家庭的熏陶,使他走上了一条基督教教徒之路。 1944年,他神学院毕业,正是日本占     

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论早期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兼及与中国传统思想之比较

本文着重论述了早期基督教是一种注重人的整体生命的宗教、早期基督教实现了对《圣经·旧约》的律法的超越、基督之死的伟大意义、基督之训等几个问题，并同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早期基督教人生哲学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     

论基督教视域下的林语堂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特定的时代因素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究。林语堂的宗教信仰历程和基督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基督文化对他小说的影响学者们涉及得相对较少。当某种宗教情感植根于作家的思想和价值观时,这必然会对他的文本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林语堂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文化气息。林语堂在追求"灵性的纯洁之光"的基础上对基督文化既有吸收也有摒弃,其作品中散发着独特的基督之音。     

从丁光训神学思想看当代中国基督徒信仰的特色——《丁光训文集》研读札记

丁光训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和神学家。他结合新中国的国情 ,重新思考了基督教传统教义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他对上帝和基督的根本特性做了新的界定 ,对神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诠释。他的思想反映了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新道路和基督徒思想信仰的新变化     

浅析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的动机

君士坦丁是罗马帝国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其信奉基督教的动机主要出于虔诚的个人信仰。纵观君士坦丁的宗教经历：他在信奉基督教以前即对基督教有着同情与好感,这为他后来改信基督教奠定了情感基础,而基督在米维安桥战役中对君士坦丁的心灵诉求的满足促使他放弃了原来的信仰,最终使他改信基督教。     

道德的焦虑--刘玉栋和他的小说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     

心灵的创痛与伤逝--论刘玉栋的乡土世界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     

苦难背后的温暖--刘玉栋小说论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     

叙事学框架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为了在叙事学框架下挖掘小说主题"美国梦",探究作品本身的历史、叙述性及叙述手法,分析现当代美国作家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述人尼克,认为他是一个多重性的第一叙述人——不仅仅是一个"个性化的、自叙述的"叙述人,还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戏中/同叙述人的"叙述人,还是一个"戏外/异叙述的"叙述人。由此可见,作家菲茨杰拉德是一个具有超强的叙事话语能力的小说家,其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一部具有经典叙事特质的叙事文本的典范。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论唐律赋的叙事特征

唐代的律赋,无论是侧重咏叹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描述民俗游艺的,还是重在咏物、议论、抒情的,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叙事性质。其叙事特性,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依时序而行的叙事时间与以情节为中心而展开的叙事层次的结合;多样化的叙事手法（描绘性叙事,用典使事,融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赡丽繁富的叙事风格。唐律赋的叙事在本质上属于文学性叙事,对小说乃至其他文体的叙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长恨歌》看白居易的叙情艺术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古典诗歌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种类型．或者是叙述某一人物、事件、场景．或者是抒发自己的志向、抱负和感情。其实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类诗歌,它既不同于叙事诗,也不同于抒情诗。这类诗中叙述方法用得很多,但它并不立足于叙事,而立足于抒情。诗中有很多具体人、事、景的描绘．但它描绘人、事、景并不为了表现具体的人、事、景而是为了表现折射在其中的人物的心情。在这类诗中抒情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它表现的是人物的心情,但又不是单纯地抒发自己内心情感,不是单纯地以抒情为侧重点,叙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这种诗既象叙事诗又象抒情诗,但又既不是叙事诗又不是抒情诗,准确地说应该是叙情诗。     

论《潮水集》跨文体写作的艺术张力

散文集《潮水集》的跨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史交融，作者建构了一个三维情感世界，使作品在文学与历史中穿行；二是均衡之美，表现在“叙事一抒情一叙事”和“议论一抒情一议论”两个创作模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