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中的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比、经验与启示

新冠疫情的暴发将非常规货币政策重新带入公众视野.研究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在金融危机下效果显著,但在外生冲击下效果有限.未来需加强非常规货币政策定向性与财政政策协同性研究,发挥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健全应对不同危机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区分需求侧与供给侧危机,侧重使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应对;结合我国国情,调整和创新操作工具和传导机制、协调其他经济政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的结构调整.     

试论制定和调整财政政策与财政信息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财政政策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由于中国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直接管理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在体制转换中，政府管理经济运行和企业行为，其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运作才能实现调控任务。这里撇开货币政策不谈，财政政策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税收政策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况。多数情况下，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社会包供给与总需求的状况，使之达到均衡状态。但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需…     

宏观经济调控──利用国有企业调控宏观经济

问题的提出一提到宏观经济调控，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采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总需求实行管理。但从三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思想史上看，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管理总需求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市场失灵”。“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确实在短期内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刺激了经济增长。然而七十年代的“滞胀”似乎又证明了“政策无效”。罗伯特·卢卡斯有力地宣布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死亡”。因为在过剩…     

软预算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

虽然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要高效一些,但是与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都降低了。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加之特殊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经济的调整缺少弹性,导致经济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因,更有特殊的体制性原因。解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是必须通过改革来有效加以解决。在"产能过剩"、"消费压抑",同时国外需求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     

优化经济结构的财政货币政策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但宏观经济反映在总量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由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引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工具,不仅要实现总量平衡,更多地应考虑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只是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控的措施,政策效果不会理想。因此,政府中长期调控目标应是优化经济结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20世纪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与教训

财政政策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免税收对经济形成刺激作用,这是美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起长期沿用的经济调节方式。自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结构性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践表明,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却取得了较好效果。不过,其代价却是预算赤字和国债的大量增加。对此,认真了解美国在20世纪应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克服经济衰退、拉动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也许对我们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与持续 1998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和体制转换所引起的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对经济扭降转升和推动经济继续快速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经过几年的运行,这一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不很明显,对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也不如过去那样全面而迅猛。 从投资需求方面看,经过 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这一切影响了投资…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货币政策——短期效应分析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巨大,中国也不例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复苏的曙光逐渐在中国、欧美国家乃至全球显现。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性仍然未能全部消除。理性分析、评判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复苏中的效应,为今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世界经济衰退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2001年世界经济的衰退对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为此,中央政府决定在200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积极财政政策可考虑从增发国债、调整税制结构和适度增加财政赤字入手;同时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做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研究述评——基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视角

本文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视角下对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展开述评,认为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效应,其原因在于各行业和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使其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响应不一;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是导致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性效应的重要原因,而其区域结构性效应的成因主要源于区域之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特征;我国目前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对冲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维护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稳定,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我国央行应全面考虑不同行业和区域生产要素异质性,持续创造更多具备定向调整功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对冲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使货币政策在定向和微调上更加精准和有效。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政策结果的多面向:寻访新政策网络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网络理论在欧美国家盛行至今.该理论围绕着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因政策资源相互依赖而形成的不同关系模式来描述、解释或预测政策过程及其后果.本文从结构主义、行为主义视角梳理了该理论关于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影响的观点,无论是"结构一后果"逻辑观,还是"行为一后果"逻辑观,片面强调结构或行为的局限性不言而喻.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偏执,使得学者们在检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能统合结构与行为于一体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以进一步增强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解释力.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政策预期与政策认同及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

社会公正问题,既是社会政策的问题,也是人民心理认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预期和政策认同的问题。如果人们对于正在施行特别是未来将要施行的政策所能给自己的利益带来受益或受损的情况有所准确判断,那么就说明社会具有较高的政策预期值,反之政策预期值就低。而由于政策的调整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任何一项政策的施行都将在实际上导致一些人的受益和另一些人的受损,这就产生了人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倾向问题。这种政策认同程度的高低与政策预期值的高低一样,都将影响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认。     

政策科学的演进: 政策因素研究的视角

流行教科书对政策科学演进史的解读,是一种阶段模型.其实,这只是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由于政策阶段只是政策主体行为的理论外化,而人的行为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政策科学的演进,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先是一种具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发掘与理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形成;接着是权力因素的重新发现与政策过程技术与政治双因素理论模式的出现;然后,政策科学转向多因素理论研究.由于这种理论转向,政策科学的范武革命深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的前沿课题.     

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

文章分别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内容、有效性及存在理由.从实施依据、目标、主客体、手段、调节对象、调节特征等方面比较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有互动关系,互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