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古代高昌佛教石窟述略

古代高昌,即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因汉武帝时于此设“高昌垒”(又名“高昌壁”),故名。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始设“高昌郡”,其后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继之,高昌之名遂显。公元460年,柔然人侵入此地,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遂由地名、郡名而为王国之名。640年(贞观十四年),唐灭麴氏高昌王国,以此地为西州,故该地     

唐后宫女服对高昌服饰的影响

唐三百年间,高昌女服深受唐后宫女服影响,但影响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与唐政治上对其的管辖有关。在唐伊始,即麹氏王国末期,后宫女服开始向高昌渗透。618年,唐灭麹氏,太宗以其地设西州,这一政权转变促使高昌女服迅速且完全向后宫靠拢,发饰、半臂到披帛、长裙几乎类同后宫。安史之乱后,唐逐渐退出此地,随即吐蕃、回鹘控制高昌,并于840年建立回鹘高昌王国。此后唐后宫女服虽仍对高昌服饰有一定影响,但高昌女服已明显回鹘化。     

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唐王朝自640年灭高昌,设西州,到790年放弃安西四镇,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维持了对西域地区全局的掌控.其关键在于在巩固边防、治理边疆等方面多有创新,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治边之道:一,分别主次、缓急有序、离强合弱的地缘战略;二、战和相济、文武并用、威德兼施的治边战略;三、一区两制、双轨并行、顺俗施化的政治战略;四、立足边地、征募蕃兵、胡汉一体的兵力动员战略;五、依托军镇、精兵布控、屯戍结合的综合防控战略.唐王朝的治边之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利益,促成了唐王朝盛世局面的形成.     

柳宗元著《封建论》 韩昌黎念复古经

公元七五五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地方军阀头子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历史上叫作“安史之乱”。唐王朝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派出重兵,大动干戈,费了八年的时间。“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是,唐王朝由此衰落下来,统治阶级更加腐败不堪,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危机四伏,唐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经过八年的战乱,唐朝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当时,整个北方,包括现在的河北、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南40公里的火焰山下,从胜金口流出的木头沟水潺潺流入城中。这座在当年水源充足,绿树成荫,街衢纵横的丝绸之路上的枢纽遗址,一九六一年,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高昌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它是车师前王国地,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西汉政府在此屯田,建高昌壁,设戊己校尉统率。直到魏晋仍然沿用不改。公元327年,东晋前凉在此设高昌郡。公元460年以后,阚、张、马、麴氏相继称王,其中麴氏王朝统治一百多年,曾接受北魏和突厥汗国的册封。公元640年,唐朝统一高昌,设西州。公元九世纪中叶,这里开始成为回鹘王朝的首府,因而,维吾尔族人民称其为“亦都护城”。元朝政府在此设立火州宣慰司,统辖南疆军政事务。直到十四世纪,由于蒙古贵族的混战,高昌城遂废弃。     

曹操用人之道与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关系

曹操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勿拘品行"、"唯才是举",实际上他更重视人才的"品行"。通过"清议"品评"等"乡闾品位"的途径与方式,曹操将其重视德行的用人政策贯彻到整个的用人实践中。不仅如此,曹操将过去民间"乡闾品位"的"私法"行为"官方化",既有效夺取了汉末士族在选官授职方面的隐形权力,又为此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开其嚆矢,为士族政治上重新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     

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

有一种看法认为,陈贻焮等的王维“亦官亦隐”说,不符合唐王朝的制度与政策,其实,陈贻焮等的“亦官亦隐”说,是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立论的,同唐王朝的制度与政策无关;从唐人自己的说法入手,可论证“亦官亦隐”并非子虚乌有,它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关系密切。     

高丽王朝的告身及其文书体式变迁

告身起源于中国,是官人任官授职的公文凭证。高丽王朝建立后受唐制影响,也采用告身作为人事任命文书。高丽朝遗存的告身仅有《金傅告身》《慧谌告身》《申祐王旨》三通,分别形成于高丽前期、中期与末期。通过对文书的内容与格式分析,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告身的起源及其演变。高丽王朝的告身文书体式受到唐、宋、元三朝的影响,在实际运用中结合自身的政治结构对文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简化,使文书与其政治统治格局更加适配。     

试论唐代帝王的巡幸

史载最早巡幸者为传说中的黄帝。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次年（前200）,就开始了旷日持久、耗费资财的巡幸,直到病死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为止．此后,历代帝王都将巡幸作为廓清吏治,提高皇威的重要手段,即所谓"省风俗、见高年,所过必给复,所至必赦宥①。唐代帝王巡幸表现为访问高年,巡视地方、奖黜吏官,来往两京避暑就食,巡游名胜,祭奠先贤等。伴随着唐王朝的兴衰,前期和后期巡幸从频率和威仪及其规模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本文试作探讨．巡游乡闾访问高年历代开国皇帝对其故乡和发迹地均极为怀恋,当他们成为一国之主君临天下之…     

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

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属于西州回鹘,即高昌畏兀儿人。据《元史》记载,自公元1209年开始,高昌畏兀儿人归附蒙古王朝,从征花刺子模及西域回回诸国,并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征灭南宋,最后留戍吐蕃及襄阳等地。高昌畏兀儿人进入云南,主要是从忽必烈及其统帅兀良合台,于宪宗三年(1253年)平大理后开始的,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又进来很多。畏兀儿人在世祖至元初曾参与征伐交趾、占城和缅国的战役,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元史·外夷二》安南条说:当时交趾及占城叛服不常,曾     

从儒家和谐观看唐王朝的盛衰

唐太宗以儒家和谐思想为基础 ,制定了符合社会需要的国家体制 ,君臣之间“和而不同” ,使唐王朝内部和谐 ,充满朝气 ,推动了大唐帝国走向兴盛 ;玄宗后期“同而不和” ,君臣离心 ,决策失误 ,唐王朝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 ,迅速走向衰弱。     

热情地讴歌 真实地揭露——读《童区寄传》

《童区寄传》为唐代柳宗元所作.在杜甫长辞人间三年之后,七七三年柳宗元诞生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映了唐王朝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与柳宗元同时代的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揭露了唐王朝的宫市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柳宗元他不仅在《捕蛇者说》中鞭挞了唐王朝毒于蛇的赋税,而且在《童区寄传》中揭露了抢劫、贩卖人口的罪恶行径.这一幅幅悲     

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

公元840年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回鹘中的一支不久就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史称“西州回鹘”。对于早期西州回鹘的情况,中原流传下来的史籍除王延德《高昌行纪》外,只有零散的记载,主要是一些使者朝贡的记录;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地区出上了多种文字所写的文献,但大多数是宗教的內容,有关世俗社会的文书并不多见。因此,目前人们对当时西州回鹘的一些內部情况,沒有形成完整的或有系统     

唐武宗朝对待南迁回鹘的策略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回鹘汗国发生内乱,黠戛斯乘虚而入,遂致汗国统一体走向瓦解。以宰相馺职为首的统治集团部份头领,挟持可汗外甥庞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其十五部向西而去,以后他们分别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并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来往;与可汗关系较密的十三部,则向南迁徙,行次错子山,乃奉昭礼可汗之弟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他们兵临塞下,不时侵扰,造成唐北部边防新危机。唐王朝君臣面对形势的变化,经过热烈讨论和周密策划,一改     

《姜行本纪功碑》勒于巴里坤原因初探

唐初远征军灭高昌,其纪功碑不立建功之址高昌,却勒于远离高昌250公里以外的巴里坤松树塘,这种反常之举,已成为历史之谜。为解开此谜,经初步探索发现,原因有三:一、远征军攻破高昌之后,统帅集团带头大行腐败、鱼肉遗民,惧怕激起民愤,无奈而为之;二、该碑行文中明显存有夸大统帅集团个人功绩,恐时人不服,故韬晦行之;三、唐柳宗元将灭高昌远征军主帅易为李靖之历史公案,可以反面鉴照“纪功碑”易地而勒之因。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演变

抗战前晋察冀乡村权力的主角绅士“去农民化”凸显,已沦为“赢利型经纪”,乡村政权痞化;且乡村权力组织（包括宗族制、牌户制、闾邻制、保甲制和山西“村制”）之职能主要向催征钱粮、征收摊款、指派劳役等倾斜,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通过村选来改造旧政权。健全组织机构,实行“三三制”、简政,晋察冀边区最终普遍建立起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