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王闿运《尔雅集解》探析

王闿运《尔雅集解》为重要的雅学典籍,采录汉至清代相关注释,要言不烦,并多己见,可与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相参照。《尔雅集解》之体例为：卷首撰写引言,说明各篇要旨;正文下标示异文;立论之前,罗列旧注。其注解方法主要有四：追寻字义、分析词义、校勘异文、辨析假借。其显著优点有二：厘清异文,校订典籍;见识卓著,善用文献。然因王氏未见新出之甲金文献,训释字词,难免有所偏误。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论王闿运《八代诗选》

王闿运为宣传其复古诗学主张而编<八代诗选>,并自作眉批.其选诗偏重于八代诗歌大家及文学群体,重视五言古诗.其论诗主诗缘情,重视抒情咪怀诗,而注意辨析诗歌体裁和音律,追求高雅华丽诗风,主张曲隐而自达.作诗主拟古而自成家数.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政治化阐释及其影响

王闿运《楚辞释》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解读《楚辞》,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三个重要政治节点展开。这种政治化阐释的背后有其纵横思想的主导和深刻的政治寄寓,并在客观上打上了求新尚奇的烙印,对其弟子廖平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楚辞学史上掀起一股尚奇疑古之风,并推动楚辞研究朝求新求变的方向发展。     

王闿运与《湘绮楼笺启》评介

历史人物留存的书信是了解当事人所生活的时代风貌,生平事迹,并对之进行评价的重要资料.《湘绮楼笺启》是进入中年后的晚清名士王闿运二十年间所写书信的汇编,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王□运治学严谨,关心国事,热心人才培养的不平凡的一生功绩.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这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灾异观,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略论王闿运文学创作的客观评价问题

王闿运的诗文作品虽然模拟之迹明显,但并非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专事模拟的“老古董”。在内容上,王作能切近现实社会问题,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以及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王氏求新求变,形成了以境界高远、风神壮阔、情动于中、含蓄蕴藉、工于炼字、清绮雅洁为主要特征的独特风格。造成王闿运诗文被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局限、时代因素和论者偏见兼而有之。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从湖湘派的兴衰看王闿运的诗坛地位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曾于1878年至1886年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是四川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是其教育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湘绮楼日记》是研究王闿运思想、教育活动以及清末民初政治、人物、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因此,文章基于对《湘绮楼日记》的考察,分析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王闿运受聘为尊经书院山长,是由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力促成。入院主教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重视日常礼教、革除积弊陋习、恢复书院藏书功能等。他倡导实施实学教育,以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为根脉,以经、史、词章等为教学内容。此外,王闿运非常注重书院的考课制度,亲自参与课卷的评定。在掌教尊经书院期间,王闿运在学术和生活上与院生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为蜀地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促进了蜀地学风、士风的转变。其教育规式成为全川学府学习的典范,对晚清时期的四川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王闿运注释庾信《哀江南赋》纠谬--兼论《哀江南赋》注释的基本源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魏六朝别集类中,收有清末王闿运撰写的《哀江南赋注释》一卷,视为庾信《哀江南赋》的一个注本,这是收书的失误,该注释是王闿运为自己的作品《哀江南赋》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