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改革·稳定”与“四个坚持”——邓小平“三位一体”思想论纲

“发展·改革·稳定”与“四个坚持”的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在“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位中,“发展”是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是三位中的第一阶段,发展是目的、是中心;“改革”是“发展”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它是三位中的第二阶段;“稳定”是在中国“发展”、“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保证,更是在中国“发展”、“改革”的目标和归宿,它是三位中的第三阶段.“发展·改革·稳定”是同一层次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概念,而“四个坚持”是决定“发展·改革·稳定”的发展方向、根本性质和终极目标.“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位必须寓于“四个坚持”这一本体的基础上.     

“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为例

英国17世纪存在“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的爱情体验为例，分析崇尚至真至美爱情的他为何在爱情诗歌中认同社会上爱情交易的存在、提出爱情多元占有和质疑女性的不贞洁。通过分析多恩的非理性行为，剖析他“知”与“行”不统一的原因，从而认识其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婚姻制度的劣根性。关键词：多恩；“知”“行”；分裂     

论高启诗歌观念及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

高启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号称“诗淫”的天才诗人,身处元末明初,其诗歌创作与文学观念具有易代时期独有而鲜明的特色。他针对诗歌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的传统文艺观,提出并坚持文学主要的是诗人聊以自适和自得的特殊精神活动,是诗人用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的语言符号,他把诗歌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并通过诗歌创作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上的满足,使他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新论

作为２０ 世纪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者和代表性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创作理应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他的作品以善于处理日常生活题材、形式简洁、节奏口语化、意象生动而又具有较强的视觉效果见长。虽然威廉斯的诗风与庞德的意象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他更擅长处理长诗的表现形式,更善于表达诗人自己对现代工业城市生活的强烈印象,诗中的语言运用也更突出地呈现出威廉斯所特有的平易、直白的“电报式”风格。     

训诂二则

《孟子·梁惠王上》“乐岁终身饱”及《庄子·秋水》的“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二句，近年一些学者对之提出了与传统训释不同的看法，未能形成定论。本文仅就以上二例的训释，简要谈谈一些认识，指出关于“终身”及其“大方之家”的传统训释仍旧有其可靠性，无须标新为说。     

浅析艾米莉·狄金森的《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

《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是艾米莉·狄金森众多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此诗在当时被认为是怪诞，离奇的，不被人们所接受，这却恰恰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印象，读者能从其诗中体会到新奇、独特的感受，细读此诗，诗人关学观和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使得读者更能体会诗人的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解

《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学者们的解释不一。德，原是禀性、特性之意，但在“×之为德”这个语式中，“德”字的含意虚泛化，也就是说重点在“×”，而不在“德”，因此说“×之为德”与单说“×”意思差不多，只是前者语气较为强调而已。古代汉语中有“×之为物”的语式，在许多情况下，“之为德”与“之为物”意思相近，只是前者使人感到有抽象的意味罢了。故译解“文之为德也大矣”时，无需将“德”字译出，而应译作“文这种东西真了不起呀”、“文很伟大呀”；若译作“文的功用”、“文的属性”等，反而不尽妥贴。     

T．S．艾略特对卞之琳的影响

卞之琳把艾略特的诗歌看作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其诗歌语言模仿艾略特，其荒原意识来源于艾略特，他的“智性诗”和“诗歌戏剧化”主张直接受到了艾略特的诗论的启示。     

“十七年”批评话语与诗歌语体的嬗变

在“十七年”,诗歌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嬗变,这不仅是时代和政治推动的结果,也是诗歌理论批评实践的结果。五十年代初,批评家关于古典话语与现代诗融合的理论探讨还保有一定的个性化空间,随着政治风潮的纷至沓来,批评家建构起了与时代语境相契合的阶级批评话语,“光明语体”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五十年代末,在“两结合”的批评原则下,“民间话语”（新民歌）在新诗中得到了扩张,诗歌语言不断地简化和政治化。在“政治/批评”的双重规约下,“十七年”诗歌语言的艺术凝练性与诗意涵括力日趋减弱。     

斯蒂芬·克莱恩的小说创作

美国十九世纪末天才的自然主义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在29岁的年头上早早去世,竟为后人留下了洋洋洒洒12卷小说和诗歌。这些著作不仅本身光彩夺目,而且予示了更加伟大的作品正在孕育并即将诞生,克莱恩因此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查特顿”,他与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70)这位英国神童诗人一样,用华尔华滋的话来说,是“正常鼎盛而夭折”。亨利·詹姆斯听到克莱恩逝世的消息时,悲戚地低语:“那个天才!”对克莱恩的作品,不管是喜欢或不喜欢他的读者,都承认其中包含着一种神秘的可     

句群中合用关联词语的语用意义

句群中合用关联词语的语用意义朱楚宏一在我们搜集到的句群中合用关联词语的材料中，“虽然……但是……”这类关联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让我们先看看专家们对这组关联词语用法的两种解释。高更生先生说：转折句组中在特·别·让·人·注·意·“虽·然·”所·关·联·的...     

对《氓》之“復关”误释的梳理

对《诗经·卫风·氓》中“关”的误释由来已久，影响也根深蒂固。郑玄首先无视其“返关”之义，误释为地名，再借指为氓，孔颖达的疏、朱熹的传也均持其说，至今仍占主流。本文梳理了这种错误所形成的原因，指出错误所在，同时认为清代陈奂的“返关”说是正确的。并从语言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方面来论证“返关”说的正确性。     

汉语“欠”义场词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通过梳理文献得到了各“欠”义场词衍化更替的大致情况,并尝试从社会、认知及语言本身探索其演变原因。     

当代诗歌的实验主义与反学院情结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学院”与“反学院”之争,实际上也来源于美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是先有学院派,然后有反学院派;在中国则是先有反学院派,然后由反学院派虚构出了一个学院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诗歌恰恰需要某种学院精神。这种精神,我理解为一种对待诗歌的严肃态度,对形式和技艺的尊重,以及某种朝向经典的持续不断的有意识努力。当然,我所说的“学院精神”,其实跟学院身份也跟学院派无关。这样一种精神既是学院派所需要的,也是反学院派所不可或缺的。     

论张学良从新军阀到民族英雄的转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走的是一条从比较开明的新军阀到为了国家复兴和民族的解放而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人生道路。“九·一八”事变摧毁了张学良做为一个新军阀的基础；“家仇国难”使‘抗日救国”成为张学良的主导思想；为实现“抗日救国”伟大目标的艰苦实践与探索使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     

饮酒 赋诗 寄情──陶渊明引酒入诗说

饮酒·赋诗·寄情──陶渊明引酒入诗说齐百祥提起陶渊明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谁都不会否认：他开创了我国诗史上田园诗一体。这种诗体的出现，为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已为历代人们所公认。此外，笔者认为：陶渊明...     

《海华沙之歌》的程式*

米尔曼·帕里研究荷马史诗的一大成果是提出了“程式”这一概念，他据此认为荷马史诗与口头传统密切相关。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在《海华沙之歌》的创作中主动借鉴欧洲史诗的口头传统与格律，匠心独具地使用印第安术语，将这三者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系列程式，既革新了英语诗歌语言，又赋予了英语诗歌浓郁的印第安色彩，使《海华沙之歌》获得了迥异于英式诗歌的独特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美国性。朗费罗将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本土文化元素完美嫁接，践行了他提出的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理论主张，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谈“系统论”在语言阐释中的运用

本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者索绪尔提出“语言本身是个系统”。但由于他排斥意义,仅限于声音、文字的语言表层。50年代美国乔姆斯基在其创立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中提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理论,补充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欠缺的另一半,使语言的系统性成为内外俱全的“完形”。但乔论着重“生成”,若把它转为“阐释”,还有待于“系统论”在语言中的运用。本文试图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解决古代语言上的“通摄”问题：对语言整体结构的形状提出“有形系统”与“无形系统”;对语言诸要素的存在状态提出“静态性存在”与“动态性存在”;然后再用“价值存在于关系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字、词、语句、篇章以及语音、音值等问题。     

论类书分类视野下的古典诗歌“学问化”运作机制

古典诗歌的“学问化”,与类书的编纂及类书编纂中形成的“类”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类书的编纂,以及“类”的观念的渗透,古典诗歌的“学问化”才得以实现。所谓“类”的观念,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相似材料的模拟与联想、对接;二是类聚群分,分门别类。这种“类”的观念,贯穿在类书编纂者抄书和分类的活动中,成为古典诗歌“学问化”的运作机制。首先,文人们通过编纂类书来裒集“诗材”,积累典故和辞藻,丰富自己创作的“语料库”,从而将一定时间内诗人所采用的语汇固定化、模式化;其次,类书的编纂者为了方便文人创作诗歌时使用,将采集来的语料以属对、联缀的方式加以编排,反过来完善了诗歌的形式美学,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倾向;最后,类书的编纂者在“引譬连类”思维的指引下,将纷繁的物象组织成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网络,从而完善了诗歌的象征美学,也促进了诗歌的类型化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