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与多偶婚：作为政治范畴的媵妾制与巴力婚

基于葛兰言关于上古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研究梳理，本文讨论了多偶婚研究在政治人类学中的价值意义。通过比较上古中国的媵妾制和古代阿拉伯的巴力婚这两种多偶婚形式所代表的两种联结社会的不同方式，可以看到群婚制的不同发展方向对于不同文明早期形态的形塑至为关键。在上古中国，“华夏”作为封建贵族联盟的“通婚圈”，其形塑了上古中国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而贵族联姻的媵妾制则是维系这种等级性的联盟关系之产物。     

葛兰言的“圣地”概念

杨堃曾经评价他的老师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在宗教社会学方面是继涂尔干、莫斯之后法国社会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葛兰言曾研究宗教社会学,但他从未明确给出他对"宗教"的定义,甚至在《中国人的宗教》①当中,也没有界定何谓"宗教"。     

葛兰言（Marcel Granet）何故少有追随者？

作为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言因其学术旨趣与英美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迴异,使得学界对其关注不够。尽管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大多来源于其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社会学理解,然而即便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亦鲜有人追随之。分析个中原因,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学侧重现代社会研究的趋势,以及在观念方法上忽视中国传统,追求西方英美模式,强调所谓"科学的东方学"的取向。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鲜有原创性的贡献,而重新认识葛兰言的研究对突破这一局限是极具启发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组织早已析解，宗族部族组织已经形成，由同姓、异姓，甚至不同民族的宗族、家族、家庭形成了部族或地区性的行政组织，都已发展到家族一宗族奴隶制阶段。这与形成周公、孔子思想的夏商周的家族一宗族奴隶制相比，在本质上是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汉化，既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内部结构机制发展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如饥似渴地吸取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文化，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和伦理观念，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宗旨，是他们处理好宗族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依靠宗族统治部族国家的思想武器，也是他们发展壮大走向中原的法宝。     

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

本文运用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最新出土的秦封泥并结合其他的相关文物，对秦“属邦”、“臣邦”、“典属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探讨，认为“臣邦”并非一确实存在的机构；秦只有“属邦”而无“典属邦”，汉初改“属邦”为“属国”后也未设立“典属国”；开始设立“典属国”的时间当在汉景帝时期，到汉武帝时“典属国”和“属国”才得到很大的发展     

试论葛兰言中国研究的比较方法

本文基于法国学者葛兰言的中国研究文本,具体介绍其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探讨其对于中国研究和人类文明发展研究的贡献。葛兰言从社会节奏、社会发生和婚姻联盟等角度对先秦中国人与古日耳曼人、北美印第安人、古阿拉伯人进行对比。他从广泛的比较研究当中确定早期文明社会共通的总体特征,弥补了中国早期研究资料的不足,发现先秦中国文本的社会学意涵,为人类文明发展研究提供了中国史的材料依据。     

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下青藏高原垃圾治理路径探析——以三江源区“捡垃圾”行动为例

垃圾的产生和处理、人与垃圾的关系等是目前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从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关注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领域。文章以在三江源农牧区开展环保实践的两个社会组织为观察对象，借鉴戈夫曼的拟剧论等理论，透视两个环保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通过具身性“表演”，催生、培养其志愿者、组织成员和环境他者的垃圾分类与处理意识，调动微观层面个人能动性与当地民众的生态道德伦理，在与地方政府、民众、游客等“观众”进行社会互动中达到传播亲环境行为的目的，促使更多环境主体加入环保实践活动，弥补环境治理中宏观结构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缝隙，最终将利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捡垃圾行动嵌入地方垃圾治理事项，形成环境治理合力。这是独具三江源区特点的垃圾治理实践，开创了促进青藏高原环境综合整治新模式。     

文化人类学在西方诗经学中的运用

从汉籍外译的传播起源来看,海外汉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及至第三代汉学家之一的葛兰言,高举社会学分析法的旗帜,将文化人类学第一次运用于《诗经》研究。他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得出《诗经》是庶民之作的结论。从庶民的习俗演变为季节性的仪式再到官方正统崇拜的仪礼嬗变过程中,他为我们推导出国家宗教的产生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这在当时古今中外一切学人研究《诗经》上千年而几乎到了尽头的时候,他能利用新方法,创出一个新学派,使海外汉学从此走上一条新路,这是葛兰言对海外汉学的最大贡献。     

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

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陈力本文考证了一些关于秦国属邦、臣邦的出土文字史料，指出了一些久被忽视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属邦、臣邦的内涵。认为，属邦应是典属邦所辖的少数民族臣属国而非典属国自身；秦之属邦的设置不会晚于昭王时期，大约应设立于孝公、惠...     

试论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

本文通过家庭内人际关系、家庭角色模式及亲属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源三个视角,对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析。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是在以个体农业经济或畜牧业经济为基础、以家庭为生活和生产单位的自足自给农牧经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汉文化的文化整合体制约与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以伊斯兰伦理观念与“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小农经济和父权家庭相适应的“主从型”和谐共生的家庭关系。     

蒙古史中“黄金家族”一词的来源和含义

蒙古史中“黄金家族”一词的来源和含义阿尔丁夫在蒙古史中，除去“孛儿只斤”、“库克蒙古”之外，还有一个名词，即“黄金家族”或“黄金氏族”。对其指称的对象，蒙古史和蒙元史学界大体是清楚的，但其含义是什么，又是怎么来的，向来无人问津，本文试探讨这些问题，做...     

“黄金家族”概念形成于15世纪中叶说质疑──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黄金家族”这一概念并非产生于１５世纪中叶前后，持１５世纪中叶形成说者认为“黄金家族”仅指忽必烈后裔是混淆了正统与“黄金家族”两个概念。文章指出，“黄金家族”概念早在１３世纪就已经形成，它不仅包括忽必烈后裔在内的所有成吉思汗系后裔，同时也包括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     

祭祀对世界“中间状”的物化

本文的框架源于莫斯（ Mar-cel Mauss ）关于身体技术的论文。其在文中提出,“技术行为、身体行为、巫术-宗教行为作为作用力混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莫斯认为我们无法在一单一的技术行为中把这些层面分离出来,由此产生的产品反而是那些原本被视为独立行为的一种现实化或者物质化。莫斯写到技术是对包括宗教和巫术在内的某种东西的一个“传统和灵效的行为”。他把技术看成是对主体的身体和思维具有物质性影响的实践。他与休伯特（ Hubert ）在其关于祭祀的论著中,对此进行了强调。莫斯的灵感主要来自他的朋友葛兰言（ Marcel Granet ）对道教呼吸术所做的描述,由此提出了一个基于技术上灵效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生物学研究。     

以文化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的叙述结构

绘画史的叙述结构体现了绘画史叙述者对史料的整理方式,近现代以来的绘画史家致力于改善传统画史注重史料的记载忽视史料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缺陷。傅抱石在《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下文简称《史纲》）开篇即言“注意整个的系统”,以实现绘画史系统性书写的目的。笔者以文化社会学视角从叙述分期及叙述线索两方面对《史纲》的叙述结构展开研究,发现傅抱石有意识地从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分析绘画史现象,将追求民主与自由、个性与解放的人文主义时代精神和影响绘画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对“南北宗论”做时代性阐释,开发这一画论在画史叙述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形成了“朝野对峙”的叙述线索,并以文化与政治对绘画发展的影响进行叙述分期的叙述结构。     

巴基斯坦的“则卡特”和“欧舍尔”制度

引　言“则卡特 (Ｚａｋ仭ｔ)”和“欧舍尔 (’Ｕｓｈｒ)”② 是伊斯兰财政制度中的重要手段。此手段通过有效性资源提供社会保障以满足贫困者的基本需求 ,缩减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差距 ,并带来社会经济公正。“则卡特”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增长”或“纯洁”。作为一个伊斯兰专     

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遗产话语与实践正面临危机，基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等梳理并构建跨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我国遗产话语横向共时性的中西方平等对话、纵向历时性的文化符号表征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提出“遗产社会建构框架”与“遗产共建共享：文化‘活态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路径”，强调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清代黔东南文斗苗族林业契约补论

针对此前学界认为在锦屏人工林业产权结构中 ,林地的所有制形式是“家族共有制”即“林地家族共同占有 ,而林地上经营的林木归家庭个体所有”的观点 ,笔者以充分的材料论证林业契约是林地“家庭私有制”的产物。文章还论述了文斗和锦屏林地主要在家族内部交易的原因。     

浙江桐乡“并家婚姻”策略的人类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膨胀的人口,政策执行较为彻底的地方,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的核心家庭增多.21世纪初,不愿采取嫁娶婚或赘婿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突破传统婚姻形式,采取且称“并家婚姻”的形式:可称作不嫁不娶,两个家庭按婚前协商好的顺序,均为新人办酒席、备婚房,新的并家婚家庭与各自原生家庭组成“多核心组合式家庭”.婚后维系双边亲系,双边继嗣,双边居住,双边“奶奶”称谓,及承担双边父母的养老及财产继承等.“并家婚姻”既是传统父系家族主义的变通性适应策略,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韧性,又对当下新婚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启发意义.     

中日十二生肖中“猪”的概念隐喻对比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通过已知源域映射到未知目的域来认识新事物的过程，并始终贯穿于人类认识世界、学习知识的全过程之中。人类与动物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不仅使用动物习性或性状来映射未知域，也会将人类的道德与性状投射到动物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动物隐喻。不同的文化模型下，生成了不同的隐喻认知模型，因此中日语言中动物隐喻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本文拟从概念隐喻视角下，探讨十二生肖中“猪”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中的隐喻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