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牟宗三先生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与三统并建论

第三期儒学一概念,原为“儒学之第三期”,首见于抗战胜利后牟宗三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产生于当年鹅湖儒者群体之文化意识与文化反省。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由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所要树立所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大纲维与时代之需要,牟先生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此是牟先生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确定的总使命、总方向与三大原则。     

牟宗三先生“三统”说探析

牟宗三先生认为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方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人文世界。他欲以此疏导出中华人文的道德宗教、民主政治与知识科学的基本精神,进而倾心于家国乃至社会的整体改变。他清楚地意识到,整个社会尚未确立文明的两个基点即人性与理性,社会民众对于科学与民主的感性触及与功利期许并不能换来真正的科学精神与民主制度,通体朴素的民众愿望换来的只是科学与民主的畸变形态,其结果不但无益于中国的社会民生,甚至还有可能伤及民族的文化生命,丧失民族的精神凝聚力,从而导致整个民族在文明中的式微和缺失。     

历史研究·文化传承·文明期待——乔福锦教授史学访谈录

中国文化史,是对不曾间断且完全成熟的华夏农耕文明演化过程的历史记录。如同文化概念可分为思想、政治、社会三个层面一样,文化统绪也可分为学统、政统与民间社统三个层面。从整体角度观,学、政、社三位一体,是文化三个层面“互缘”的结果。华夏道统并非仅存于圣贤一心之传,道统存于学术统绪中,存于政治制度中,也存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统之中。其中,学术是主导,典制是关键,民间社会则是基础。以“一统”贯“三统”为知识架构与精神主脉的中国文化史,是本于《春秋》大义即以中华文化“道统”为统领的文化史,是陈寅恪先生所看重的承载着华夏精神的“所南心史”,也是站在“人文更化”之立场所撰写的观照“风、雅、颂”文化“三层”与“据乱、升平、太平”历史“三世”全程的“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史”。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儒学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儒学得到反省自身的机会.儒家思想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可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思想资源.儒家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统、道统和学统三个方面,我们今天可以对它们作适当的区分.其中学统是指学术思想的传统,它可以提供很有意义的学术思想资源,如"天人合一"(合天人)、"人我合一"(同人我)、"身心合一"(一内外)等,但必须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当前研究儒学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要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朱熹文化世界的“三统”整合

朱熹的文化世界,是一个包括了学、政、俗三个层面的生命统一体。其中学术世界为思想基础,政治世界乃现实追求,日常世俗世界则是最终关怀。三个层面均以圣王相传之道统为精神前提,“三统”整合即是朱熹文化世界的终极理想。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没有观念就没有生命”——牟宗三“民主开出说”重定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民主等价值观念是否可欲以及是否可能,是所有思想家必须面对的问题。牟宗三的“民主开出说”对此给出了最具哲学性的说明,但同时也被人们有所误解。他的这一说法意在从思想观念上厘清民主等价值为什么值得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无扞格之处,说到底主要做的是观念的厘清工作,也即“没有观念就没有生命”之义。此说在现代社会民主建构中依然可以发挥政治批判的作用。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的三重结构

文本问题是探讨宋明儒学的基源性问题。宋明儒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也是宋明儒者思想言说的文本化过程。文本化的核心是文本的经典化。从语言哲学视域来看,宋明儒学文本结构大概呈现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重性特征。微观层面的文本,主要讨论字、词语等“字”之“义”;中观层面的文本,主要研判篇章结构、经典文本;宏观层面的文本,主要探究诸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在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宋明儒者不仅建构了形上的经典统序,使道统、学统有所系属,而且落实了经典诠释背后的治世关切。     

劳思光:当代中国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

以《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冊享誉汉语学术界三十馀年的劳思光,一直被误称为新儒家。但从劳氏与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立论与哲学方法的同异看,劳氏并不是新儒家。虽然劳氏认同先秦儒学作为成德之学能直接把握价值根源,但从不讳言儒学是现代民主政制的障碍。同时,在梳理宋明儒学六百年的思想发展之际,劳氏是从哲学理论效力的高度,来区分与评估不同阶段的宋明儒者的理论贡献,从而得出其著名的"一系说",而有别于新儒学代表牟宗三的"三系说"。此外,劳氏与新儒学的另一显著差异,就是从批判视角,以"历史动态观"考察中国文化,且从不回避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失效的问题。把中国文化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处境之下探讨,就令劳氏以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而不是以敌对的眼光来看世界。"在世界中的中国,而不是与世界对抗的中国",这就是劳思光的格言。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胡秋原论中国知识分子

胡秋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色及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秦汉政制比较、汉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化过程与儒家知识人、传统政治文化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涉及了中国古代的开明专制问题、道统与政统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知识分子之应然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三大尊严”问题.胡氏之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人也有警示与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