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

 亲社会性沉默可能是唯一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沉默行为,当前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前因研究尚显不足。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领导者具备双元能力,关于双元领导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领域,而领导者结构化了员工的工作环境,将会影响员工的认知和行为,并且沉默行为主要由领导者造成。因此,探讨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整合不确定管理理论和权力社会距离理论,以210名企业员工为样本,运用Spss 22和Mplus 7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权力视角下双元领导对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检验个人权力感知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的调节作用,揭示双元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①双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个人权力感知负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②个人权力感知在双元领导与亲社会性沉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③中庸思维负向调节双元领导与个人权力感知的关系;④权力距离导向正向调节个人权力感知与亲社会性沉默的关系。        实证检验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拓展了沉默行为相关研究;选取权力视角的双元领导为切入点,丰富了双元领导影响的研究;探讨亲社会性沉默的中介机制,从权力距离导向视角验证了个人权力感知对沉默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入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有效回应了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倡议。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

已有研究大都致力于开发信息安全意识管理规程或人员管理规程等,以提高信息安全管理的有效性,而缺乏关于用户(或人员)参与如何影响信息安全管理的有效性研究.以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27000标准族)为背景,将信息安全意识与业务流程相结合构建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影响的多重中介模型,并从中国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497家企业中随机柚取30家,采用邮寄的方式发放300份问卷,运用Bootstrapping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意识、业务流程结合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用户参与、信息安全意识与业务流程结合对信息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用户参与通过信息安全意识和业务流程结合的中介作用影响信息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离职倾向与行为表现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员工离职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对员工离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员工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并主要从个体和情景因素探讨员工离职倾向或离职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具有离职倾向却未发生实际离职行为的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会基于自己的内在倾向采取相应的行为，但是内在倾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定的约束，尤其受到个体是否能够决定或控制这种行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信心，主动性人格则反映了个体是否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为的自主权，二者均反映了个体对行为的控制度。构建以离职倾向为前因变量，以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为调节变量，以任务绩效、帮助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基于886名员工和231名配对领导的两阶段数据，使用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为避免领导评价的嵌套效应，采用三明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②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任务绩效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表现出更差的任务绩效；③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帮助行为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少帮助行为；④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         研究发现离职意愿提高员工反生产行为，在产生离职倾向后高自我效能感和高主动人格的员工更会有消极表现。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需多观察员工行为，把握员工离职倾向，重视主动性人格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引导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发挥积极作用。     

权力距离感对“生命礼物”赠予的影响

  血液作为“生命礼物”,能否保质保量地及时供应,直接关乎需血患者的生命安全。在血液供求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近年来中国局部性的“血荒”频频发生。破解“血荒”困局,保障血液供给和血液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社会问题。         基于个体文化价值观视角,运用实验和调查研究方法,探究个体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1和研究3采用实验方法,以高校学生作为被试。研究2采用调查研究方法,以社会人士(非学生)作为被试。研究1操控个体的权力距离感,实验检验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研究2剖析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3实验检验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影响的边界条件。         研究1通过实验启动的方式临时操控个体的权力距离感,发现个体权力距离感与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显著负相关。研究2的调查结果表明,对于非学生被试,个体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感知责任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法统计结果表明感知责任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47和-0.172。研究3通过实验的方式操控个体对采供血组织的感知信任,发现在个体对采供血组织感知信任度低时,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感知信任程度高时,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从个体视角验证了权力距离感显著负向影响献血行为,厘清了其影响机理和边界条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采供血组织应该提高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并侧重发布可以激发个体感知责任的宣传信息,以招募无偿献血志愿者,扩大献血者群体。     

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自我损耗的视角

 建言是组织内成员对组织存在问题的一种表达。尽管在组织中不乏破坏性建言的现象出现,在理论上也有学者对这一行为进行探讨,但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建设性建言行为展开,忽视了对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的研究。区别于以往积极的建设性建言行为,破坏性建言行为会给组织和员工自身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一种非理性行为,组织未能履行对员工的承诺或者责任可能是影响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的重要因素。        基于自我控制的资源模型,以自我损耗为中介变量,以内部人身份感知为调节变量,检验心理契约破裂对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以湖北、河南、广东和山东的20多家企业80个部门的207名员工及其领导的配对数据为样本,采用SPSS 17.0、AMOS 17.0和HLM 6进行统计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心理契约破裂会导致员工的破坏性建言行为。②自我损耗在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③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于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心理契约破裂与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更强;对于高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通过实证研究厘清了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自我损耗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仅证实心理契约破裂会造成员工自我损耗状态并引发员工的失控行为,更丰富了已有单一视角下对心理契约破裂作用效果的研究。而在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下,团队内成员的身份会弱化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创建和谐的员工组织关系不仅需要构建积极的氛围,还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通过从源头上防止心理契约破裂的发生、加强组织与员工之间信息的沟通以及营造积极的“家”的氛围、提升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等多种手段,阻止破坏性建言行为的产生。     

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差序格局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一种非伦理行为类型,但在实践中,因其亲组织性而容易被组织忽视或默许。已有研究证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组织的长远利益有害,而一些通常被认为对组织有益的概念(如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关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相当匮乏。领导-部属交换在差序格局下的华人组织中广泛存在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对员工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整合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基于352份中国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的员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和总效应调节模型法,探讨差序格局视角下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检验组织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领导-部属交换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和组织情感承诺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情感承诺在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道德认同负向调节这种中介作用;道德认同负向调节组织情感承诺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对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        实证检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这一非伦理行为类型,拓展了非伦理行为相关研究;选取领导-部属交换作为切入点,探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丰富了领导视角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提出并检验领导-部属交换、组织情感承诺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正向关系,再次证明一些被认为是正面的因素也会促使员工采取非伦理行为,丰富了领导-部属交换与组织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研究;探讨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得出与西方研究不同的结论,即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有直接显著影响,而员工的道德认同对此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反映了华人社会与西方社会对关系的认知差异。     

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研究

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探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采用问卷方式对335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数据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道德身份认同调节了自我牺牲型领导与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相对于高道德身份认同员工而言,自我牺牲型领导对低道德身份认同员工的道德推脱影响更大;道德身份认同调节道德推脱在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员工组织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企业集团中违规处罚的信息和绩效传递效应研究

  上市企业的违规行为受到监管处罚后将产生显著负向的短期市场反应,其经营环境和治理环境也将受到冲击。作为企业集团内的成员企业,当其受到违规处罚后,企业集团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对其进行资源转移和支持,发挥风险共保机制作用,以平滑其业绩波动,满足监管者和投资者的预期。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企业集团的这种资源支持行为在集团内部将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         将监管部门对上市企业违规的处罚行为和企业集团的相关理论整合在同一研究框架中,选取2003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监管部门违规处罚产生的信息传递效应和绩效传递效应,探讨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结构对这种绩效传递效应的影响,并从边际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期间费用和借款成本4个方面解析绩效传递效应的作用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未受处罚的成员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均显著为负,即违规处罚的信息传递效应;在此之后,其他成员企业的业绩表现显著下降,即绩效传递效应,并且受到的处罚越严重,绩效传递效应越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程度对违规处罚的绩效传递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将绩效指标进行分解,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提高、销售费用率减少,但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和借款成本显著增加。         研究结果丰富了违规处罚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丰富了对企业集团中信息传递和绩效传递现象的理解。政府监管行为不仅对受处罚企业本身有惩戒作用,与受处罚企业相关联的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应提前做好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以减少可能的冲击。     

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

 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而企业的创新要依赖于员工的创造力。因此,如何提高员工的创造力成为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热门话题。领导者作为组织管理的关键和灵魂,领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备受关注。然而,领导风格往往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两面性。        为验证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领导力-创造力模型,构建以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促进机制和以下属依赖为抑制机制的并列多重中介模型,从正反两个视角探讨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67家企业的468套上级-下属配对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①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向;②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由团队心理安全感、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构成的多重中介作用显著;③团队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为正向(前后两半段路径均为正向);④下属认知依赖的中介效应为负向(前半段路径为正向,后半段路径为负向);⑤下属动机依赖的中介效应为正向(前后两半段路径均为负向)。        研究结果验证了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领导力-创造力模型和包容型领导理论,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模型,并找到了打开两者之间黑箱的钥匙,从多路径剖析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的传导机制,验证了下属依赖可分为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两个维度,并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下属依赖、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的内涵进行界定。研究结论对营造和谐安全的组织氛围和提高员工创造力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促进型调节定向对研发人员跨边界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发人员的跨边界行为是影响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证明跨边界行为对创造力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如何提升研发团队成员的跨边界行为仍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跨越个体-团队两个层次,构建成员促进型调节定向-跨边界行为的影响整合模型,以成员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二者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此外,以领导促进型调节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MPLUS 7.0和HLM 6.08软件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来自西南地区3家研究院的研发团队中279组领导-成员配对的纵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团队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产生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团队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在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个人主动性对跨边界行为的影响和中介效应显著性均强于创新自我效能感;③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会调节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越强时,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的正向影响也相对更强。        研究结果厘清了研发团队中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跨边界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重视员工心理需求、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努力实现领导－成员的心理动机匹配等。     

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的影响

  形式多样的促销手段成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涉及的促销方式直接受益实体都是消费者自身,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直接受益实体为慈善机构的捐赠促销活动不断出现,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不同受益实体的促销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         基于信息框架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以打折促销和捐赠促销为研究对象,运用分类变量中介检验和3阶交互效应方法,通过Spss软件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解释调节定向在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两种促销方式偏好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稀缺两个变量,探究其在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调节定向在自我建构与促销方式选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拥有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促进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打折促销方式;拥有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防御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捐赠促销方式。当感知风险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风险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         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框架效应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自我建构与调节定向作用关系的适用边界。通过检验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调节定向相匹配的促销信息评价机制,证明促销活动中的匹配机制可使促销效果更佳。在实践上,为企业在不同消费情景下面对不同特点消费者制定相应的促销活动提供了策略指导,从而提升企业的销售利润。     

员工优势使用对创新行为 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优势理论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优势使用理论作为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它认为个体优势使用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工作投入、自我效能感和绩效,而且还能降低个体的工作压力和缺勤率。尽管大量的研究表明员工优势使用有益于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员工优势使用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以工作要求资源理论为理论基础,在中国情景下探讨员工优势使用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时间压力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在3个时间点收集数据,共得到226份工作在中国各类型企业中的有效员工样本。通过Spss 22.0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检验方法,对构建的员工优势使用对创新行为影响机制模型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优势使用对员工创新行为和创新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创新时间压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员工优势使用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创新自我效能感提升创新行为,而且还能通过降低创新时间压力对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结果为员工创新行为驱动力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员工优势使用的影响效应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员工优势使用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转化机制以及打开两者之间关系的黑箱,拓展员工优势与创新关系理论的跨群体适用性;有助于丰富工作要求资源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内涵。对于如何构建和执行基于优势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及如何管理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时间压力以便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创新是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重要战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实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关于员工创新行为与组织创新氛围和个体工作动机关系的研究,一是较少关注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二是侧重组织创新氛围整体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探讨,忽视组织创新氛围各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同时引入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创新氛围不同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跨层次中介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来自50家企业323名在职员工的数据,运用SPSS 21.0、AMOS 21.0和HLM 6.08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跨层次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理论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内在动机在自主工作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协作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激励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同时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了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员工创新行为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组织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企业管理者应注重为员工提供一个创新氛围浓厚的“软环境”,并重视从员工工作动机视角改善组织管理。     

组织支持、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给企业正常用工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对农民工自身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合进程产生阻碍。已有研究分别从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之外,还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作用,从而对组织支持感和离职意愿产生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影响。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感和社会资本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二者对农民工雇佣关系质量的交互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457份样本数据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检验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无论是原始社会资本还是新型社会资本,对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负向关系产生强化作用。社会资本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理解组织意图、掌握职场规则、增强相互信任、恪守职业伦理,从而强化组织支持改善雇佣关系质量的积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受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两者交互影响表明,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等前程作用外,包括影响、强化、规范、信任等功能在内的后程作用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更高的组织支持感,进而降低其离职意愿。关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这一变化,无论对于企业提供有效组织支持,还是在宏观政策制定中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构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

  许多企业为适应经济竞争开始组织结构变革,以授权型工作团队代替传统的层级管理结构,因此授权型领导如何在团队层面发挥作用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共享视角的团队导向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在具有关系文化的中国团队情景中,团队领导不一定针对团队内部不同成员进行无差别的授权,相反团队领导很可能进行差别授权,因此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待探究。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如何影响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检验团队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99个工作团队706位企事业单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运用Spss 19.0和Mplus 7.4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个体创新绩效;②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③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认同,团队认同分别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④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领导认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丰富了差异化领导的研究,并扩展了团队层面授权型领导的研究,验证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丰富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的理论研究视角,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跨层次影响机制。团队领导在进行授权时要考虑团队的文化特性,增强谨慎意识,要充分考虑如果团队内部领导授权的差异化程度过高会破坏团队成员的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进而降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以致降低组织创新绩效。     

聚沙成塔: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

  创新对于当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团队创新的意义更加突出，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学者们对于如何激发创造力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对于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仍需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创意倡导被认为是员工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创新的关键阶段，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创意倡导如何发挥作用、这一转化过程受到何种情景因素的影响还较少被关注。         基于创新的多阶段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索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进一步考察团队结构化程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选取中部某高新区的14家企业，利用多时段配对问卷调查方法，分两阶段收集来自49个团队的264名员工的有效配对问卷数据，使用Spss 21.0和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分析，检验员工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创新的过程以及团队结构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员工创造力显著正向影响创意倡导行为。②创意倡导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新。③员工创造力差异性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④团队结构化程度正向调节员工创造力与创意倡导之间的关系，即团队结构化程度越高，员工创造力与创意倡导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⑤团队结构化程度负向调节员工创造力差异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团队结构化程度越高，员工创造力差异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创造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创新的多阶段理论探讨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拓展了创新研究的理论视角，明确了个体层面的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层面的实际创新动能的实现路径，从多层面拓展了团队创新的影响因素，并发掘了团队结构化程度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要加大创意倡导行为的宣传力度，降低员工创造力差异性，提高团队结构化程度，以促进团队创新。     

宽恕的代价：领导宽恕、员工道德推脱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关系研究

以往大多数研究探讨领导宽恕的积极影响，而忽视了其负面影响。本文探索了领导宽恕与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员工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和员工共情的调节效应。本文以306名员工与71名部门主管为样本，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跨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员工共情在领导宽恕与员工道德推脱之间起调节作用。当员工共情水平较低时，领导宽恕对员工道德推脱有正向影响；而当员工共情水平较高时，两者的相关不显著。(2)当员工共情水平较低时，领导宽恕通过员工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而正向影响员工越轨行为。而当员工共情水平较高时，道德推脱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 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得到理论界和管理实践者的一致认可,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直接影响,缺乏对间接影响的考量,缺乏从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探讨私人关系影响组织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基于关系营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关系规范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包括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从私人关系到组织间关系的中介模型,并建立5个研究假设。为了检验模型和假设,以制药企业与其分销商的关系为研究情景,通过问卷调查从制药企业收集数据,获得508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能够促成企业间关系规范的形成;②私人关系通过关系规范对组织间关系产生影响;③环境动态性的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3个维度显著调节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影响。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强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而市场波动性弱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关系规范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私人关系、组织间关系、关系规范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为组织间关系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私人关系与组织间关系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加了解组织间关系的影响机理,从而能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发展组织间关系,构建紧密的渠道合作关系。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资源转化视角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是变革型领导多层次建构的结果。早期的变革型领导研究尚未触及领导层面的核心,而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研究为分层面探讨领导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按照中国式交往原则,领导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会根据与员工不同的关系质量形成差序格局,进而表现出差异化的领导行为。而资源守恒理论认为,差序格局是领导与员工间资源交换差异的结果。        基于资源守恒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将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领导-成员交换引入差异化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机制中,构建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为调节的三维交互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资源视角揭示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双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层面和简单效应分析,以25人以上的科技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收集软件研发、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制造等多个行业32家科技企业人力和研发部门的58个团队配对样本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一致性和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均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没有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与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的间接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且高动态-高竞争环境组合更能促进领导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情景下形成的圈子文化更利于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互动,进而促进创新行为,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高度协同更能促进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转化进程。均衡分配领导资源可以直接促进员工创新,但并不利于二者间的资源交互。研究结果厘清了复杂环境下差异化变革型领导者与成员的资源传递机制,为解释中国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