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参与式扶贫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农村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实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扶贫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建设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从加大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完善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扶贫,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对策.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

税改之后，各种资金依靠“条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自上而下输入农村，“项目治理”开始兴起，在扶贫领域也不例外。以华北W贫困县“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竞争性项目为例，将扶贫项目的生成、申请、立项与落地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项目申请之前上级政府的“选择性平衡”导致了扶贫瞄准偏离；申请、立项环节发生了扶贫目标的置换与项目的盲目扩张；项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层社会的解体重组与扶贫资源的碎片化。而这背后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使然，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治理目标相背离。并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陕西农村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村镇,调查、梳理了陕西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发现在政策连续性、扶贫对象识别和脱贫标准、扶贫项目及资金管理、村级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户脱贫动力等方面存在突出的问题。为确保扶贫攻坚战的胜利,精准扶贫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构筑长效治贫体制;制定分类政策,从单一收入脱贫考核转向持续、全面脱贫考核;整合扶贫资源,集中发展特色产业;注重精神扶贫,扶志、扶智、去依赖;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扶贫”。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关于宝鸡市实现精准扶贫的思考

我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宝鸡市作为陕西省的农业大市,贫困人口还为数众多,扶贫工作任重道远.目前宝鸡市的扶贫工作还存在着扶贫目标偏离贫困户的意愿、政府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有效结合、扶贫项目开发整合不足、扶贫政策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宝鸡市的扶贫工作应采取调动广大贫困户的积极性;结合实际精准确定扶贫目标;积极整合地方扶贫开发项目,制定灵活可变通的扶贫政策;聘请专业的农业专家长期驻村等措施.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策略思考

大小凉山是四川省四大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需要集中人力物力重点攻克的“关键战役”区域。受该地区的扶贫现状和存在的不利条件影响,相关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定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现实约束：一是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精准定位约束、扶贫产业精准定位约束、扶贫资金利用效率约束的现实约束,二是地理位置限制,三是教育资源匮乏。在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精确扶贫对象及范围、建设民生保障工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引进高素质人才、完善扶贫项目审核、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多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布局,提高大小凉山地区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大小凉山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否借由精准扶贫政策得到解决,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决定着我国整体扶贫脱贫工作的成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扶贫陷阱与扶贫资金政府管理效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府扶贫战略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边际效应降低时推出的一项公共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扶贫开发成效主要以年均贫困人口减少和扶贫投入的关系为评价指标。通过扶贫资金性质、管理及其在贫困村的实际运作,贫困人口数量和扶贫资金投入量之间的相关性等的实证研究,分析政府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不足,提出扶贫陷阱的概念以及跳出扶贫陷阱的几个选择。     

精准扶贫视阈下贫困村内生治理现代化

精准扶贫从外部为贫困村注入了发展所必需的资金、项目、智力以及新的发展理念,也为贫困村内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契机。精准扶贫视阈下的贫困村内生治理现代化具体可分为:具备内生治理现代化条件的贫困村要走自主型内生治理现代化,其内生治理能力方面走习得型现代化,内生治理体系方面走整合转型型现代化;对于不具备内生治理现代化条件的贫困村要走异地融入型现代化。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

社会工作作为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补充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的不足? 社会工作通过信息整合、链 接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与多方主体共同合作的机制来助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具 体模式主要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等几种模式?每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仍然存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农村引不进、留不住?农村社会工作 实践本土化程度低?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等问题? 因此?要通过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 作开展的政策大环境?做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相关工作?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等措施?来最大化 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效用?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基于精准扶贫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

精准扶贫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地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普遍面临着土地与资金方面的困境,主要包括:建设用地不足导致产业扶贫项目难以落地;易地扶贫搬迁存在资金压力,以及迁出区土地与迁入区土地问题;劳务输出受宏观经济影响期望值下降,就近城镇化存在搬迁资金压力和产业用地不足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以有效解决精准扶贫面临的土地与资金困境,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增减挂钩对精准扶贫具有"双重效应",可能导致脱贫倒退、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增减挂钩由于受现行政策制约对精准扶贫的支持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以更好更有力支持精准扶贫为导向,增减挂钩政策创新的着力方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增强政策包容性,二是探索市场化运行机制,三是健全农户脱贫致富保障机制,四是打好政策"组合拳"。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方法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为精准扶贫.对精准扶贫工作效果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相应的策略调整,对加快我国反贫困事业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通过对目前贫困项目绩效评估研究的四种典型方法比较,得出结论:虽然综合评估方法既可以从定性的角度把握扶贫项目是否合乎规定与制度,又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模型分析评估项目绩效,令评估结果更具说服力,但是现有的综合评估方法大都缺乏普遍适用性.因此,开发适用性更广泛的综合评估新方法将是今后此类问题研究的重点.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