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尽管“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但这种书写现象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这一官修史书，值得深思。以往学者无论从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从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谈及这一问题，都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学说，但在具体论证中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特别是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及，汉代“变复之家”积极宣扬德化变复思想，使得蝗虫从“灾虫”化为“神虫”，这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的王充，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散杂居民族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以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为例

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散杂居蒙古族有着独特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认同,散杂居民族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移入族群,重庆蒙古族形成了对族源地和居住地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同时,重庆蒙古族还体现出以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重庆蒙古族固然体现出对国外蒙古族民族属性的认知和认同,但同时也强烈关注到国籍与族籍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畏兀儿文化与蒙古汗国

公元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建了规模空前的游牧国家——蒙古汗国。自此时起直到公元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北归朔漠,正是蒙古民族广泛吸收外来文化,飞跃发展的历史时期。早在蒙古兴起以前,畏兀儿已在天山南北一带创造出高度发展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史学界称之为“别失八里——哈刺和卓文明”。蒙古初兴的蒙古汗国时期,从外部输入的主要是畏兀儿文化,这对于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本文对此试作探讨,以图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文化的汇集交融是促成中华民族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的重要因素。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谈蒙古民族的中国认同问题

蒙古民族的中国认同,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的中国化为其准备了条件,元朝是其重要阶段,明代虽有反复继续发展,被清朝绥服是其关键阶段。近代反侵略斗争使蒙古民族与中国其它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蒙古民族与中国其它民族同步兴旺繁荣,蒙古民族的中国认同以巩固形式最后完成。“中国观”在蒙古民族认同于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史的回顾与批判: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历史书写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性别制度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是当今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包含两个视点投射视角:一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视角下建构的妇女形象;二是少数的女性历史书写者视角下展现的妇女。古典时代的历史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性别公正的场域,其对于女性的排斥,早已从一般观念外化而成为了社会性别制度,并深刻地渗透到历史书写当中。占据社会话语权力的男性,不仅决定了古代史学史上历史书写中构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也规训了在当时社会性别制度下的女性的历史书写。回顾、分析古代史学史,历史知识生产的文本书写,一直是男性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支持的体现,无论是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还是女性自己的历史书写,我们都会看到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所建构的对于女性从身体到灵魂的完全的规训与控制。传统社会的男性在"知识"的支持下,攫取了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女性则在"知识"支持的权力压抑下,让渡出自己的权益,在历史书写中将性别价值泯灭,只是其表达价值一如男性。认识传统史学史中非公平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     

游牧文化与诗意栖居的想象——新时期蒙古族草原生态小说研究

新时期蒙古族生态小说一反征服自然的现代话语叙述模式,在文本中重新恢复自然的魅力以及自然对人的模塑和反作用力,并赋予自然＂养育＂与＂统治＂的双重隐喻,以召唤人类对自我之外广阔世界的谦逊和敬畏情怀;灵异动物形象的塑造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深度书写,突出动物的＂荒野品性＂和自然与人类之间＂通灵者＂的角色特征,传达了作者文化反思和文明批判的价值立场;这些自然书写联系着作家对人类诗意栖居的哲学思考,折射出民族认同思想背景下作家对生态型游牧文明的深沉怀念。     

飞散视阈下拉尔夫·埃里森的"夹缝人"书写

在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话语飞散超越了种族移居的范畴,着眼于种族延续、文化传承的未来.在这一跨越历史、民族、国界的新视角下,美国非裔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夹缝人"书写解构了黑白二元对立,重塑了黑人人性,将非裔美国文学中由来已久的双重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在全球多元文化空间中追寻民族身份和美学定位的身份观念.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认同的存在感,一种应被认同的差异政治.     

西蒙古族的独特社会历史及其民族特性——西蒙古歌谣内容的考察研究

西蒙古族的独特社会历史及其民族特性——西蒙古歌谣内容的考察研究郗慧民西蒙古是蒙古民族的一支。蒙古民族在明代以后按其居住地区可分为西蒙古和东蒙古两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部分蒙古族人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着不少差异。西蒙古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中共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之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即毛泽东的"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基本矛盾—改革—创新的动力轨迹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经艰辛,日趋成熟。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