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论钟泰先生的《庄子发微》

钟泰先生系太谷学派中期的一代宗师黄葆年的嫡传高足,系太谷学派晚期的杰出学者,他于1960年所著<庄子发微>提出了庄子之学实渊自孔子,其独创性学术成就与其于庄子之书沉潜数十年,对于当今的庄子研究,对于针砭空疏浮躁的学风,都有裨益.     

哲学史还是思想史——以胡适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为例

胡适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区分,素来为学者所忽略,这或许源于前人对＂哲学史＂和＂思想史＂两概念的模糊认识。本文将以胡适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为例,借以探讨＂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各自＂写法＂。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语言哲学小荷香——读吴礼权博士《中国语言哲学史》

文章对吴礼权博士的<中国语言哲学史>进行了评析,认为该书立足传统,努力前瞻,是一部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全面地历史地审视中国语言科学的拓荒之作.     

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模式与前提

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学术创新活动.透过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总体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三个话语系谱和三种叙述模式,以及书写者的哲学观嬗变历程.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哲学史与哲学创新——读《张立文文集》

张立文先生通过梳理中国哲学的发展沿革,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成为和合学创新的哲学方法。和合学是张先生的哲学建构,也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创新。其中,从中国哲学史中体贴出来的三条＂游戏规则＂直接催生了和合学。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感

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名从无意义到有意义,二是自序习惯上置于全书之尾及内外篇分类的编辑架构;三是汉代学者将先秦诸子的单篇论文整理为著作总集。     

读《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

正晚近以来,梁启超于政治、学术影响之大,贡献之夥,著述之众、流风之盛,时罕有其匹。故而梁启超及其政治、学术等诸多方面成为后此各时期的研究热点。然而,是不是梁启超的政治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价值已然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呢?当然不应该这样说。一方面,研究者视野、意识方面的遮蔽始终是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研究者研究范式的转捩亦相当重要。就梁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而言,就必须重新认识。当然,作为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后来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如何置喙,则关乎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学术积累的厚度。近读陆信礼博士的新著《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