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戒体”：一种本体论的追索

律宗形成于唐代,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戒体”理论为中心的。虽然戒体思想源于印度佛教理论,但在本质上则是以道宣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力图从本体的层面上解决佛教徒持戒修行“因何而成”和“如何而成”的问题。由唐至宋,律宗思想家们对戒体理论作出了本体性的构建,并探讨了其所具有的“业力”和体用的意义及功能。其实质即是通过“善种子”的本体化思维不仅完成了对实体化的“色”、“心”的超越,也促进了中国佛教理论向深层的发展。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东南第一丛林常州天宁寺

天宁寺是我国佛教禅宗一派中较有代表性的寺院,已有1300多年历史,它与金山江天寺、宁波天童寺、扬州高旻寺齐名,被列为全国禅宗四大丛林。由于它规模宏伟,建筑精美,“法会之盛,闻名遐尔,庄严妙胜,甲于东南”,故有“东南第一丛林”之誉。 天宁寺新修复的山门,顶端刻有两条蟠龙,门额上书“天宁禅寺”四个大字,端庄凝重,气势不凡。一对2米高的石狮端坐在山门两侧,形态逼真,镇守着寺院,更使古朴的佛门给人以雄威庄严的印象。跨进山门,即延伸出一条宽阔的通道,两旁是两面黄色粉墙,映照着青松翠柏,显示出“佛门净地”庄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论宋代佛教寺院内部的阶级关系

佛教寺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宋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佛教寺院内部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学术界对寺院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却无人问津,因而笔者拟就此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索,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文心佛韵崇善寺

崇善寺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东南隅，系山西省佛教协会所在地，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属净土宗。由于年代久远，复遭火焚，其创建年代已不可确考。有说初名白马，后改延寿寺；有说安装名宗善，因僧众不能久居，堪舆家于宗字上增“山”，遂成崇善；又有说本是隋炀帝行宫，后来改作佛寺。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     

形而上学实践观的终结

传统的狭隘的形而上学实践观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实践观的歪曲，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各派的共同症结。实践不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不是认识世界的精神活动，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是所谓“人类总体性的存在方式”，而是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耦合”而成的“一”，它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视野”和“立场”的本体论意义。终结形而上学实践观对于克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各派的对立及其局限性，建立实践与人类生存困境及其终极关怀的联系，弄清“交往”、“主体际性”等交往实践观的某些基本问题，从根本上提升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部派佛教的“法”与“我”的实有与空无观念

部派时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诸部派关注的问题很多,其中对“法”与“我”的实有与空无问题的讨论最为突出.各派这方面的理论实际涉及的是世间事物和人生现象的本质问题.这些理论体现了有关部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倾向.部派佛教就这类问题的探讨对推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大同云冈:中国佛教律宗的发源地

佛教自东汉初叶传来中土,历经500年以上的移植、栽培和适应性生长,至中唐时期,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须,且枝繁叶茂、花妍果硕,创造性地建立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历代佛教祖师的璀璨光芒,共同照亮了国人信仰的天空;而十大宗派的发源地,则勾勒出中国最初的佛教地理。中国佛教律宗,历代学人多将实际创立四分宗的唐道宣律师所居之终南山或终南山所在之长安,认做律宗的发源地。其实不然,中国佛教律宗的发祥地实则在北魏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明末清初律宗法脉之接续考

作为晚明律宗中兴的起点,古心接续了自元代以来长期中断的律宗法脉,同时也成为了明末佛教戒律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寂光三昧创“千华社”则成为了明末清初律宗宗派构建的一个起点,为日后此法脉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作为继古心、寂光二位律师之后的集大成者,见月律师最终将整个明末清初的律宗中兴运动推至顶峰。     

中古佛教畜犬现象之探析

佛教畜犬现象从南北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佛教畜犬既有僧人个人行为也有寺院集体行为,既是出于佛教的慈悲利生精神,也有其现实需要。犬在佛教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犬的异象常常被用来反映高僧的感通能力和佛法的高深。与印度佛教相比,畜犬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之一,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畜犬现象反映了戒律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戒律的本土化问题。对畜犬行为的理解和认识,在当代佛教积极参与动物救助的时代背景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同云冈:中国佛教律宗的发源地

佛教自东汉初叶传来中土,历经500年以上的移植、栽培和适应性生长,至中唐时期,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须,且枝繁叶茂、花妍果硕,创造性地建立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历代佛教祖师的璀璨光芒,共同照亮了国人信仰的天空;而十大宗派的发源地,则勾勒出中国最初的佛教地理。中国佛教律宗,历代学人多将实际创立四分宗的唐道宣律师所居之终南山或终南山所在之长安,认做律宗的发源地。其实不然,中国佛教律宗的发祥地实则在北魏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徐州龙华寺——中国第一座具有异国建筑风格的寺院——对法显老和尚与徐州龙华寺渊源的考证

中国的佛教寺院建筑，基本上都是汉式建筑，其建筑形式来源于佛教滥觞时期的洛阳鸿胪寺。众所周知，鸿胪寺是东汉专管朝祭礼仪的官署，只因西域来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用白马驮经书来此翻译和传法，中原人便效仿他们住的地方建筑了后来的佛教道场一一寺庙。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飞檐斗拱式的佛教寺院，     

元代的寺院經济

(一) 在蒙古封建主統治下的元朝,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維护,允許其同时并存。其中佛教各派,尤其获得忽必烈及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具有全国的意义。佛教在元代是被尊为“国教”的。依照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喇嘛教派的首領八思巴并被尊为“帝师”。从此佛教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忽必烈的后继者都对其崇奉不衰,頂礼有加。“每帝将立,必先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宫廷佛事費用,竞占元朝政費的大半。元朝最高統治者以下的各級封建     

唐代释僧小说的文化观照

唐代释僧小说,指关涉寺院、僧人、佛典等的小说。此类小说数量很大,一般以寺院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由僧侣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或主人公。释僧小说具有明显的“教世度人”意向,着力宣扬佛法无边、持修获果、破戒遭报等思想观念。释僧小说既记录了佛教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斗争融合情状,以及文学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释僧小说在唐代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