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西汉王朝在匈奴浑邪王故地置郡设县、筑塞立燧的行政和军事建设,使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地区成为畅通的交通走廊,经略“楼兰道”、设“都护”保证了丝绸之路中段西域道南北二道畅通,东汉通西域的“伊吾路”打通后,“楼兰道”仍继续使用.通达的丝路将西域与汉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融.     

中土传说对西域世界的重新构建——以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为中心

对西域珍异物产的渲染与神化是中土对西域世界重新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枣子从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仙人食物,随着秦汉以后对超世仙境的探求重点从东方濒海地区转向塞外西域,仙道食物中的枣子也经历了从中土枣到西域枣的演变。在西域植物大量引入中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土士人在西域枣优良品性、命名及生长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夸饰、附会,使得西域枣获得了仙境果品的奇异特性,西域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在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探析儒、道之"道"

儒家与道家对“道”的论述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通过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和在认识论意义上的“道”的比较 ,可以发现儒家、道家哲学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缺乏理性 ;二是经验色彩浓厚。因此可以认为 ,儒、道两家哲学的价值重心是人而不是物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谈谈庄子的“道进乎技”

庄子说明得道的境界 ,常常以出神入化的技术操作为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所谓的“道” ,本为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 ,它带有强烈的实践性 ,故与操作技术密切相关 ,较早时的古人 ,每以“道”来指称某种特定的技艺。后来 ,“道”虽然抽象化 ,但它作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握的东西 ,仍然具有明显的操作性色彩。所以庄子才以技术操作喻得道。另外 ,在庄子的哲学中 ,“道”与“技”虽然有密切联系 ,但“道”又超越单纯“技”的层面 ,此谓之“道进乎技”。而“技”之进于“道” ,既与操作者把握事物规律的深度广度有关 ,也与他的心灵境界有关。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伦理之"道"与个体之"德"

伦理之“道”是体现在各种实存的伦理关系之中的“道”,随现实伦理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体之“德”是不断获得与修正伦理之“道”的动态过程,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德性。二者的相互转换遵循“伦理关系—道—个体—德—伦理关系”的循环路线,群体与个体各自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道”与“德”的发展与进步。     

化其道：论庄子的“撄宁”

关于什么是终极实在与终极价值,人们一般更多关注名词性的那部分内容。如果转换思路,考察与之相关的动词性内容,会发现道家思考“道”的关键在于反转西周以来该词所具有的目的论层面的规范性内涵。从“得道”“谋道”“循道”“行道”,到《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进而到《庄子》的“不道之道”“浮游于道”“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等,可以看出,道家总是以一种旨在颠覆和重新定义“道”的方式扬弃它先前的含义,并将“道路”的规范性隐喻转变为“撄宁”之“水”的隐喻。“道”原本是朝向预期价值的有意识行动或特定的理想政治秩序,但在老庄哲学中却具有完全相反的意味：通过消除所有作为目标的、有意识的价值,以实现其无目的的行为。庄子将“忘”与“化其道”关联起来,提出非目的性的创造性转化,使充实的无意识经验从道德性判断与社会性功能中解放出来,并以此作为万物相互创造的生命力之渊。     

萧天石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道教养生的特征是超越性,是得道成真;而得道成真的最显著特征是长生不死,因此,一般习惯于把道教养生学归结为《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道教养生学首推内丹学,内丹学肯定“长生久视”;但认为其最高境界不能仅限于“长生久视”。而是与道合一的“真人境界”,萧天石称之为“道世界”。与道合一的过程是追求“合真”的过程,道教称为“全真”,正是在此意义上,萧天石称道教养生学是“全真之道”。将道教养生学的最高境界从“长生久视”提高到“道”的境界,进一步拓展了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道—德”生态及其现实意义

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必须对“道”与“德”进行生态式诠释.“道”是“德”的前提,“德”是“道”的分享,个体必须既有“道”又有“德”才具有道德.道德感的式微与道德践履的日渐缺失已成为当下社会遭遇的普遍困境.这既是传统思想对现代个体道德感的消解,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名逐利对“道”的僭越,更是现时代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个体道德的重塑与道德社会的重构必须基于“道—德”的生态理论范式.一是要完善道德教育,积极培育现代人的道德感;二是要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德—得”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要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遵道贵德”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在“道—德”的生态互动中达到个体与社会至善.     

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

唐代敕使印度的外交家王玄策应为曾出使大夏等中亚古国的王名远,二者为名与字的关系;《大唐天竺使之铭》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去程所刻,该序铭对于廓清"吐蕃—泥婆罗道"的南段走向十分重要,并是王玄策途经该道宝贵的标志性遗迹;王玄策数次出使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道"与西域古丝道,历次往返及相关事迹多可进一步考证,其中亚、陇右之行意义亦很重大;唐宋之际撰成的史书及佛教典籍所见《西域记》并非裴矩《西域图记》或玄奘《大唐西域记》,而多指王玄策《西域记》,《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保存了佚失千载的唐官修《西国志》的许多内容。     

试论老子“道”的涵义及其辩证法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其整个哲学系统都以“道”为同心圆而展开。文章首先对老予以前道的涵义做了简单的梳理;其次探究了老子“论道”的三个主要方面：1．实存意义的“道”;2．运行规律的“道”;3．人生准则的“道”;再次探讨了老子“论道”脉络中的辩证思想。老子所建立的“道－物－道”的哲学思想体系,与他的辩证否定的思维方法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     

“道”与自发秩序

道家治世强调无为而无不为 ,其哲学理论基石即“道”。“道”的基本含义之一是在与“伪”的对立中揭示出的。那种对个体作出过多干预的“理性”行为在道家看来即是“伪”。“道”强调“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不对个体做有碍其命、性的外在干预 ,此谓“无为” ;充分让万物各遂其性 ,自然化育 ,此谓“无不为”。由此 ,由“道”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体独立和自由人格意识的基础上 ,主要以个体间的良性互动而非人为干预为机制所形成的自发秩序     

为何是“道”

文章旨在探讨《老子》为何将“吾不知其名”的“天下母”“强字之曰道”。通过梳理文本中“道”字所需承担的创生性、规律性和法则性三种功能,以及追溯《老子》之前“道”字的已有内涵,我们确证两者之间存在符合关系。“帝”与“天”在充当至上概念时所暴露出的人格性、具象性以及外在干预性等缺陷,使它们丧失了与“道”竞争的可能。     

论老子以“无”言“道”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他通过以“无”言“道”,展开了对生命的追溯、反思和指导。与“常”相应之“无”描述的是“道”动态的创生过程,侧重从超现象界言“道”;与“有”相应之“无”突破了静态限定之“有”,侧重从现象界言“道”;无心之“无”则进入了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和实践行为的探索,从而将宇宙和人生合一,使人体悟得于“道”真的境界。     

即"有名"而显"无名"--从《老子》首章看老子之道论

老子是道家的鼻祖。老子所言“道”,为一整体,不可说;然其必即名言而显。道无处不显,然执于名迹,则失其真。道是一自然原则,但其本质上却是为“人”而设。老子从“观”的意义上讲道之无名与有名的统一。惟有“观”,才能开显道之本真意义。老子所谓“自然”、“无名”,无非是要在人伦或文明中保持住孝慈、忠信、慈俭等德性之本真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儒家的精神本无实质上的冲突。     

庄子道物论与基督教神人关系比较

庄子的“道”继承了老子道的超越性,发展了道的内在性。“内在而超越”的道论与“或使说”、莫为说”划清了界线,表现出了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的独特观点。而基督教神人关系是由超越向内在逐渐过渡但不废弃超越,表现在中心概念上就是由原罪说向三位一体说的转变。     

"道"与"真理"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