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和《伤逝》的比较

《玩偶之家》和《伤逝》有着许多相似和相联的地方。文章通过对两者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得出,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比前者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谁是玩偶——再读《玩偶之家》

本文以女性主义为理论依据 ,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重新阅读《玩偶之家》 ,对谁是玩偶的问题给予了新的诠释。笔者认为如果说女人在父 /夫权社会中难以“忠实于自我”而成为玩偶时 ,男人也因为追逐名利而偏离自我 ,从而成为社会性别机制的牺牲品     

爱的精神——《安提戈涅》和《玩偶之家》的比较

本文将对两部戏剧在写作背景、取材内容、题材意义和人物描写等方面进行对比,着重比较两部戏剧中安提戈涅和娜拉这两位女主人公的相同点和差异：她们都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女英雄,虽然她们反抗的方式、过程和结果都有所不同,但是她们的反抗性格都体现了“女性准则”中“爱的原则和精神”。     

借鉴与超越——《伤逝》与《玩偶之家》的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两部伟大作品,从创作思想、人物塑造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并探讨了其主客观原因。作者认为,鲁迅在这里既借鉴了、又超越了易卜生,这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启发意义。     

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对《青春之歌》、《白鹿原》的一点比较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白鹿原》，在相关的革命叙事中，都带有特定时代语境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不同时代对“革命”这一中心话语的意识流变。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道路相比。《白鹿原》中白灵的革命道路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作为知识型的革命者，无论其参加革命的动因，还是遭受左倾路线迫害从而与之决裂的事实，更能代表这一类型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     

陌生与困境——《玩偶之家》新解

《玩偶之家》虽以家庭妇女问题来构织戏剧冲突，表现出强劲的民主精神，但在表层化下，还包容着更为深刻的隐形意蕴。该剧始终环绕着一个难解的情结：隔阂、陌生感，男人与女人、人与人——难以逾越的鸿沟。娜拉离家出走，却难以走出“隔阂”的困境。     

论《玩偶之家》的戏剧性

亨利克·易卜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挪威最著名的戏剧家。他被世界戏剧界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一生总共写了26个剧本和不少诗篇。易卜生的剧本,早在清末民初就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则在其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极力推崇易卜生的剧本。我国话剧界的开创者、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曹禺等人都给予易卜生以高度评价。     

《青春之歌》之再解读

<青春之歌>虽然被看作是一部正确反映了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小说,但它也是一个有关中国现代化道路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寓言,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含义.同时,它还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成长的小说,但这种成长是在男人视野下的成长而不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林道静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宿命.     

試評話剧《青春之歌》

話剧《青春之歌》于1958年初發表之后,曾經風糜一时,全國各大小城市的話剧团相繼演出,許多高等学校的社团作为欢送畢業生的主要演出剧目,批評者和讀者,对它的評价很高。虽然也有人提出一些意見,但还缺乏从思想上、藝術上進行全面的分析,給予准确的評价。这部作品的創作过程較長。青年剧作者刘川同志于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中下鄉,1956年开始寫这部剧作,年底完成初稿,1957年大修改兩次,三稿發表在《剧本》月刊1958年1月号。1958年四月定稿(四稿)。从初稿至定稿,歷时兩年多谡鈨赡昀?我國政治生活中發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反右整風,在完成經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進行一场激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掀起了全面大躍進的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从文藝界說,經过了文藝战     

波涛和雷雨中的觉醒与幻灭——《觉醒》与《雷雨》女主人公之比较研究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觉醒》和中国剧作家曹禺的《雷雨》讲述了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的女主人公相似的觉醒历程和相同的结局。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父权文化对两名女性是同样的残忍。因此,现代社会应给予女性更多的宽容,使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实现两性平等和谐发展。     

漫谈《玩偶之家》中的阮克医生

在《玩偶之家》的五个主要人物中,娜拉、海尔茂、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仿佛是建筑物的四根脚柱,支撑起整部戏的主体,通过彼此间多重交叉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以借据事件为中心的戏剧冲突,唯有另一个主要人物——阮克医生,却游离于中心事件之外。易卜生为什么在这部结构极其严谨的剧中安排一个“虚”、“闲”、“散”的角色,是很值得思索与玩味的。     

《玩偶之家》艺术结构琐谈

《玩偶之家》巧妙地运用了“前情回顾”法艺术结构。“前情回顾”绝不是“倒叙”,而是一种“补叙性”方法,或称之日“补叙性的戏”。作者将这一结构法交给剧中人物林丹夫人去编织。她和剧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及瓜葛,引出了几条矛盾线索,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完成了“前情回顾”,进而揭示了作品的妇女解放主题。“前情回顾”法使《玩偶之家》的情节结构极为紧凑而经济,使这部剧作产生了永恒的魁力。     

《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回响

一易卜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的一位作家。我国新文学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在1925年曾这样写道:“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达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我国戏剧家熊佛西也特别指出易卜生对中国戏剧界的深刻影响:“五四运动以     

简论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发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 一个世纪以来,《玩偶之家》一直是世界剧坛上传统的保留剧目。《玩偶之家》又名《娜拉》。一八七九年,当这个剧本刚出版两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就上演了。一八八○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德国的慕尼黑演出,一八八九年在英国演出,一八九○年在美国演出,一八九四年在法国演出。我国“五四”运动后,也开始上演。易卜生就因为     

试论《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

林丹太太虽然只是《玩偶之家》中的次要人物,但是林丹太太对该剧的艺术性却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功效;她这一形象包孕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她暗示了女主人公娜拉出走后的命运,隐含着作者易卜生对娜拉命运的思考。     

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

《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诗性语言极富抒情性     

《青春之歌》背后的故事

著名女作家杨沫，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的影子。她写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谈《青春之歌》和《怎么办?》的异同

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文艺应成为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下判断的“生活教科书”,他所著长篇小说《怎么办?》便是“生活教科书”的范本。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当年也曾有评论文章以“人,就应该这样生活”为题,称赞它是“生活教科书”。 当然,“生活教科书”所能概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不过,《青春之歌》和《怎么办?》在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确乎极其相似。 首先,从情节上看,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革命和恋爱的故事,都以革命为主线,以女主人公的命运和遭遇作为情节构成的基础。无论薇拉或林道静,她们都不愿做达官贵人掌上的玩物,公子哥儿笼中的金丝鸟;都有一颗“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的心。而在她们面前,却又都站着一个代表旧思想、旧势力的母亲,玛利亚把薇拉当作可以增殖的资本,徐凤英把林道静视为摇钱     

拓荒女性之歌——维拉·凯瑟小说《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中女主人公的自我成长

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维拉·凯瑟是如何诠释拓荒女性在拓荒中追寻、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追溯维拉·凯瑟两部小说《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女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描述拓荒女性在荒野中追寻自我,创建生活的经历。探讨拓荒女性发展自我、追寻自由精神的历程,并分析了拓荒女性完善自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