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刘筠生卒年考

刘筠,字子仪,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举进士,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给事中、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等职,为著名西昆体诗人。《宋史·本传》未记其生卒年,但云:“筠素爱庐江,遂筑室城中,构阁藏(真宗)前后所赐书,帝(仁宗)飞白书曰:‘真宗圣文秘奉之阁’。再知庐州,营冢墓,作棺,自为铭刻之。既病,徙于书阁,卒。”今《辞海》文学分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书“刘筠条”均未能标明其生卒年。据王偁《东都事略·刘筠传》记载:‘仁宗即位,复召为翰林学士,拜御史中丞。已而数以疾辞,进枢密直学士,     

释“宁夏”

今宁夏地区之所以得名于“夏”,与党项族崛起有关。余读辽、宋史《西夏传》及《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知唐贞观初,有党项族领袖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于静边(今陕西榆林西)等州以处之。其后该部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之白城子。党项族与“夏”字结缘者自此始。其后,党项势力渐盛,唐末有拓跋思恭者,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帝晋其爵为夏国公。宋初,党项势力又有扩展,其酋李彝殷卒,宋追封为夏王;辽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又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大夏国王,封元昊为夏国王。1038年,元吴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奄有今宁夏、甘肃及内蒙古伊克昭盟、阿拉善盟、陕西部分地区。因其地处西北,故辽、宋、金诸国人称之为“西夏”。总之,自唐末以来,随着党项势力之扩展,“夏”之名也随之扩大。     

宋科举科目考（上）

宋科举科目考（上）赵民乐科举制的科目，唐代有一百多科，到明清基本集中于进士一科。变化非常之大。这种变化主要集中于宋代。可惜的是，元人修《宋史》在《宋史·选举志》六卷中有二：卷为“科目”，却颠倒混淆，详略不当，对各科目及其演变因革，语焉不详。兹按科目的...     

北宋诗文革新中的苏轼诗词

《宋史·苏轼传》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苏轼:“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略论“庆历新政”

一北宋王朝历来被称为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贫弱的一个朝代.言乎贫,宋仁宗统治时期号为北宋一代”全盛”的时期,而国用已多不足.叶适曾指出:“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扰扰皆以财为虑矣.”言乎弱,有人作过统计,宋自立国之后至神宗统治时期,与契丹大小共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宋与西夏的战争,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亦说过:“国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纤毫所得,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造成北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探其根源,就在于北宋统治者放纵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兼并,国内阶级矛盾自始就比较尖锐.国内的不安.反过来又迫使北宋统治者不敢对辽、西夏的贵族作坚决的斗争,只有采取忍让、屈辱的态度.     

柳永年谱稿(下)

仁宗景祐元年(1034),柳永五十一岁。仁宗亲政后,立疏刘太后亲信旧臣,起用曾奏请太后还政而遭到排斥的名臣范仲淹、宋绶等人,于时“中外大悦”(见《宋史·仁宗本纪》),似有更新政局的气象,这对久不见用于真宗、刘后的柳永当受到很大的鼓午。同时仁宗为了延揽声誉、笼络士子,决定扩大开科取士名额,且又特开“恩科”,泽惠于历届科场沉沦之士,对他们录取,格外放宽尺度。从而使柳永再一次萌发了参加本年试举的念头。     

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秦代,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特别政区——“道”,并委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臣邦君长”、“臣邦君公”(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可谓中国历史上“土官土吏”(见《明史·土司列传》)之所始。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这一政策。至唐、宋时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实行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羁縻”措施。始于元,完备于明、清的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可见,有宋一代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宋代对南方诸族的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综合与分析。     

《明史·日本传》中永乐宣德要约辨误

《明史·日本传》即《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传日本条,关于十五世纪前半中日朝贡贸易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载:“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史籍中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对于这个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我     

“临江”与“黔”地名辨

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的临江,《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中国历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注为今江西清江县。这是不对的。临江最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为汉代巴郡所辖县,治所在今四川忠县。《旧唐书·地理志》谓:“临江,汉县,属巴郡……贞观八年改临江为忠州,治于此县。”因此唐代临江仍在今四川忠县。江西清江之临江建于宋。《宋史·地理志》记:“临江军……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     

北魏孝文帝的安民之策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 ,为了缓和社会危机 ,实行了一系列安民之策 ,如俸禄制、三长制、授田制及迁都政策。这些政策都带有“汉化”倾向 ,为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符离之战”述论

南宋孝宗即位之初,于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又兼督荆(?)。时孝宗有恢复之志,张浚锐意于用兵,孝宗手诏召张浚入见,改容与浚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唯公。”张浚乃“力陈和议之非,劝帝坚意以图事功。”①君臣之间意气极为相得。他们不顾形势之利弊,不分析朝臣规谏的是非,决定抢在金人之前发动这次战争。为了减少阻力,决定不经由三省和枢密院,而直接命将北伐。结果符离一败,弃地求和,终南宋“不得复望中原”,辱国丧权,莫此为甚!本文试图概述战争的发展过程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与影响,以就教于史学界.     

南宋馆阁制度述略

北宋馆阁制度,历来学者多有论述,而南宋馆阁制度,则论述者极少。论者多以南宋馆阁承袭北宋,无所发明创造,故不予重视。实则南宋馆阁自有其特点,今试文以述其大略。南宋馆阁,承北宋元丰改制后制度,亦以秘书省为职事机关。不过在高宗即位之初,宋、金战事方急,史官职事俱废,秘书省亦有名无实。建炎元年(1127)七月,“诏台省、     

漆侠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

我国著名学者、宋史专家,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漆侠先生,应邀于1986年9月14日至27日到我校讲学。 讲学期间,他着重论述了关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及宋代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宋统治区内各民族的经济制度”、“宋代土地制度、地祖形态及演变与赋役制度”等问题,受到我校历史系师生的热烈欢迎。     

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

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士风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晚宋时期的变节之风是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诸多表现.一大批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临难脱逃,或在宋亡前投降蒙元,或在宋亡后变节仕元.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的原因,主要为穷奢极欲,志于享乐;贪恋权势,志于爵禄;理学的负面影响;而最根本原因即为晚宋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士大夫变节之风严重危害了晚宋政局,加速了南宋的覆灭,还对元朝的重吏贱儒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金世宗对宋议和述论

金世宗主张与宋和平相处，反对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攻宋战争，即位伊始，就以纠正完颜亮对宋政策之失误为己任，愿意在“皇统和议”（绍兴和议）所确立的宋金格局下与宋议和。后经双方反复争斗与协商，金世宗终于在做了一些让步的情况下，与宋朝签订了“隆兴和议”。金世宗为了天下太平，虽然在对宋议和方面有所让步。但这一让步极其有限。在有关国家的尊贵地位以及领土等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肯让步。他既注意主动求和以表明对宋和好态度，又在宋人不同意议和的情况下毫不手软，以坚决的态度对宋进行打击，和不忘战，战不忘和，两手并用，终于与宋签订了和议，开创了宋金之间长达40余年和平相处的新局面。     

《史记》疑义蠡酌

顷读史记,疑义尚多。浅陋寡闻,深惧无当。兹录有关于训诂者数则,就正大雅。 一:有状 《殷本纪》:“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索隐》曰:“帝,天也。谓蚩尤作乱,上天乃不佑之,是为弗与。有状,言其罪大而有形状,故黄帝灭之。” 案:《索隐》释“有状”之义殊未谛。 《说文》犬部:“状犬形也。从犬爿声。”又犬乃“狗之有悬蹄者”。饶炯谓犬以足力为名,并据周代铭器诸例,谓此是象犬之     

试析汉初“末业”发展的原因

西汉王朝建立至汉武帝即位这六十余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在秦末战乱的基础上出凋敝而恢复而发展,被称为“末业”的工商业亦随之繁荣起来。为什么在“重本抑末”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会出现汉初的“末业”繁荣呢?一汉初“末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论及汉初的“本末”政策时,许多学者往往据刘邦的诏令而认定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了严厉的抑商政策。对此,我们应结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就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继之以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楚汉相争的烽烟,连年战乱使得社     

《明史·日本传》中永乐宣德要约辨误

《明史·日本传》即《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传日本条,关于十五世纪前半中日朝贡贸易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载:“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史籍中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对于这个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我国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治通史与治专史者在内,都作为信史照例引用,深信不疑。但是在日本学界,关于永乐宣德要约是否存在的问题,早有争论。本世纪二十年代,后藤秀穗第一个提出“它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虚构”,柏原昌三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它是确实存在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