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藏书考论

欧阳修的藏书活动入仕前为第一阶段,任西京留守时为第二阶段,景佑元年后充馆阁校勘,为其一生中聚书最快的时期,而到熙宁三年,其收藏活动基本结束.其藏书来源主要为皇帝赏赐,朋友赠与,在朋友身后为他们代编诗文集,以及时人求教求序之作、抄本和搜购所得.其藏书中不仅抄本甚多,而且多金石碑铭之文和时人的诗文书画作品.其藏书理念不仅在“足吾所好”,还注重藏品的使用.     

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我国私人藏书在先秦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明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刺激了私人藏书,加之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遂使汉代私人藏书持续发展。汉代官私抢救、恢复、整理、保藏、编撰、传播书籍文献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     

藏书与文化——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刍议

本文阐述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线索和特征 ,说明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的对象、内和意义 ,探讨从文化视角开展古代私家藏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元代书院藏书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事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 ,并且形成了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士人加入 ,藏书楼林立 ,藏书数量巨大 ,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等时代特点。书院藏书区别于官府、私家、寺观 ,藏书的公共性、公开性特色也得以突显     

图书馆藏书剔除刍议

作为知识载体的图书馆藏书的激增与信息老化速度的加快 ,是图书馆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藏书剔除是优化图书馆藏书结构的一种重要方式 ,美国图书情报学家谢拉指出 :持续增长的、大量的、无用的、多余的文献资料 ,几乎使情报的寻求者陷入难以自拔的状况 ,必须采取措施 ,删除那些被认为是不关重要的 ,无关紧要的和非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因此 ,控制藏书数量 ,提高藏书质量是图书馆藏书剔除的意义所在。一、图书馆藏书剔除的认识1、藏书剔除是提高馆藏质量的需要。目前 ,我国图书馆存在藏书量较大 ,但藏书质量不高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图书馆建设中 …     

人境庐馆藏的《万国公报》之价值

关于上海《万国公报》的研究,台湾比大陆起步早,20世纪60年代华文书局就出版了该报的影印本.而大陆近年来《万国公报》研究虽然极为兴盛,却一直未出版影印本以供研究参考.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藏有4册《万国公报》原刊,尽管数量微少,但有其价值在:一是可确证在甲午之前黄遵宪就已经是《万国公报》的读者.二是此4册原刊可补华文书局影印本的几处缺失,给学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     

试论清代的公私藏书

清代统治者吸收前朝历代统治者成功的经验,采取了高压和"怀柔"等一系列稳固统治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图书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清代的皇室藏书以"七阁"为主,<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入藏,奠定了清官府藏书的基础,并体现了清代官府藏书的特色.清代书院发达,藏书颇丰.清代的私人藏书为历代私藏之冠,藏书名家名楼很多.清代藏书保存了我国古籍文化,对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海源阁杨氏目录学思想述论

杨氏海源阁以收藏宏富精善而著称于世,但其主人不惟收藏,对藏书亦勤于整理研究,编目著录,尤其是在目录学方面,颇有创获。杨氏在编目时于各个环节上突出版本特点;通过类目设置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编年目录的重要性。杨氏在目录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试论图书馆藏书建设

藏书是图书馆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是满足读者要求的保证条件，图书馆优化藏书．组织与管理，资源共享直接影响到到藏书的使用效益，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加强藏书建设方面的工作做一些探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优化藏书质量；第二部分；藏书的组织与管理；第三部分；藏书发展与资源共享。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活动文化特质初探

中国古代的私家藏书活动源远流长 ,具有五大基本文化特质 :独特的文化景观 ;由藏书阶层性体现出来的极高的文化品位 ;藏书多样性背后的“仁人爱物”精神 ;作为藏书家个人性情与志趣表征的“藏书精神” ;与公家藏书互为补益的多元文化价值。     

《说文广义》与《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说文广义》首次以专著形式研究词义引申。其词义的注释方法、体例和所用术语都与《说文解字注》有诸多相似,关于词义引申规律的论述,二者也所见略同。鉴于《说文广义》在词义引申理论及方法上的创见,语言学界应将之纳入汉语史并确立其应有地位。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之关系及流传考论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均为明代川籍人士周洪谟所著,<疑辨录>晚出于<箐斋读书录>,是在<箐斋读书录>的基础上取裁并有所扩充而成的.二书之流传一波三折,它们是研究周洪谟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聊斋志异》仿作《益智录》的传播和接受

解鉴以小说为“立言”的事业 ,且有明确的让作品获得传播的意识。《益智录》[1] 写作的公开性 ,大有助于它的传播 ,而对于《聊斋志异》的集体认同 ,使效仿《聊斋志异》的《益智录》受到地方贤达乃至各级长官的奖掖和支持 ,作者又在读者关注下放胆进行写作 ,实堪称小说传播史上奇观     

贵州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传》中的魔幻美

贵州彝族地区的《支嘎阿鲁传》是集神话与传说为一体的长篇英雄史诗,是南方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史诗中把民族英雄支嘎阿鲁理想地塑造成了一位英俊潇洒、心地善良、文明礼貌、智勇双全、爱憎分明、神力无比,决胜一切的神人。史诗以万物有灵观和泛神论作为心理基础,通过神魔、幻化、巫术等艺术手段造成扑朔迷离的虚幻意境,这正是魔幻美这一艺术手段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神奇的美学境界。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伊川先生的《周易》观

程颐继承了先秦儒家《易传》的《周易》观,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著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并以其所著《易传》创造了义理易学的巅峰。朱熹对程氏的《周易》观加以批评,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他在这种《周易》观指导下完成的《周易本义》,受到王夫之等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易学史证明,以学弘道,承传《周易》的哲学智慧和健康的人文精神,应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在回忆体验中塑造鲁迅 ——论《益世报》对逝后鲁迅的独特认知

鲁迅逝世以后，《益世报》充当了北方作家纪念鲁迅的重要场所，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及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分别从战士的鲁迅、非战士的鲁迅、值得捍卫的鲁迅几个角度对鲁迅展开认知，彼此连接，共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钱锺书《谈艺录》中的李贺诗歌论

在李贺诗歌批评和接受史上,钱锺书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一位大家。在《谈艺录》中,他以其学识的渊博和睿智,旁征博引,纵贯古今,打通“中西”,对李贺诗歌的总体特点、艺术和思想特色、风格等进行了精到而全面的评论。研究和分析钱锺书先生对李贺诗歌所作的评论以及评论时所使用的方法．这无疑对李贺诗歌以及整个唐诗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夷待访录》政治思想探析——解析重构法下凸显出的民本印迹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极为重要的著述,也是他政治思想精髓的展现。这部不足万言的作品,因其振聋发聩的反君主专制呐喊,成为清末以来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其政治思想的民主属性和民本属性之争最为激烈,并且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本文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客观的解析和重构的分析法重读《明夷待访录》,还原其政治思想核心中鲜明的民本属性。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