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研究

根据人类社会法制进化规律,在进入宪政法治阶段,行政法作为宪政的支柱法,行政法对宪法实施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膨胀的行政权冲击宪法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客观现象,宪政背景下行政法的出现就是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行政法在实现自身使命的过程中实施着宪法,行政法使抽象、文本的宪法成了现实、具体的宪法。     

界定“法治”与“法制”——一个实践的要求

法治与法制是两个有质的区别的范畴,既不是法治被法制所同化,也不是法治概念包容法制概念,它们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法治”是指以法律为核心,统帅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有机的社会控制状态,“法制”是指对民主状态的法律控制,同步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如此界定法治与法制概念,一方面可以全面认识法治理论所强调的法律手段的社会控制作用及法制理论所揭示的宪政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开拓了法理学体系的比较分析模式的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发展民法科学

民法虽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部门,但是,民法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不是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以来就有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到一定阶     

中国《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创新与完善

弱势群体的民法保护，不仅具有民法制度演进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权及法律制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在制度理论、理念、性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中国特色，体现在解决不同类型弱势群体民事权利保护诸多民法规范设计中“中国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全面实施《民法典》和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未来《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制度体系完善，应遵循“两个联动”的总体思路，采取在“四个结合”中落实“四个范畴”的思路与对策。     

新中国法治历程的史学视角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可分为法制的初创、法制的严重受挫、法制的重建与发展和从“法制”到“法治”的跃迁四个时期 ;文章从新视角分析了新中国法治进程曲折和坎坷的深层原因 ,并对如何构建一个法治的中国社会 ,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民法典的实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综述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实施对于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在2021年12月25日举办的“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民法典与媒体治理、民法典绿色条款的类型化及与环境法典的衔接、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新发展、民法典与我国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法典与电子商务治理、民法典对房地产市场及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治理实践、民法典担保物权改革对营商环境的治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实效考察、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对诚信价值观的实践、民法典与商法发展的新动向、民法典与比较法、民法典时代的教与学、民法典与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讨论。     

《民法通则》名称的历史考察与现实价值

《民法通则》名称是由两个关键词“民法”与“通则”构成的。《民法通则》名称的选择与确定，与整个民事立法的过程一样非常曲折，大致经历了从“民法”到“民法总则”，再到《民法通则》三个阶段。《民法通则》名称的确定，除了遵循内容要素化，规范、统一、醒目、精练等命名技术规则外，还有着更深刻、复杂的原因，是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合力作用的结果。在法治中国建设扎实推进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民法通则》规定本身及其名称，可发现它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为此，我们需要加快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步伐，更好地协调民事立法体系的内部关系，充分考虑国际间法学交流的便利，通过立法确认并规范使用“通则”这一法律名称。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信息化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文明和知识的时代。邹家华同志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建设道路》一文中指出：“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大大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我们能够牢牢地把握信息化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就...     

是解不开的谜还是历史的误会——论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说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形态近几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人们已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首先这么明确地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并没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五个阶段,而认为是三个形态.这三个社会形态,第一是“最初的社会形态”,或名“原生的社会形态”、“古代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或“史前社会”;第二是“第二大形态”,或名“次生的社会形态”,即“阶级对抗的社会”,或“文明时代”;第三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这么说的:“人     

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与武树臣先生商榷

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     

论法治湖南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法治湖南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地方法治和宪政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法治地方纲要也能起到法治地方宪章的作用,但是《宪章》比《纲要》更具有深刻含义。法治湖南建设可以围绕依宪治政和司宪督政的宪政要求在区域治理范围内推进宪政发展,按照宪政要求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逐步理顺执政党与人大、与政府、与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     

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运送正义的方式》(以下简称《运送》)一书汇集了贺卫方在1998年至2002年底四年间发表的五十多篇“短篇文章、访谈以及演讲”(<自序>，第3页)。尽管涉猎的领域和论及的问题很广，可以说涵盖了十几年来法制改革的每个阶段，但贺卫方关注、思考和为之“上书”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     

论政治意识文明的法治功能

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政治意识文明就好像人的血液一样渗透到人的各个器官而作用于法治的诸运行环节，其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立法中的“良法”功能、执法中的“依法”功能、司法中的“公正”功能、守法中的“认同”功能、实现中的“宪政”功能等。     

中国法治建构的历史语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这对于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焦虑与期待同在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讨论中国法治的建构问题,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应当说,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法治的建构.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理论热点问题之一.但若深一步考察,学界关于法治讨论的主旨还是有所变化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治一法治”论辩(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此一阶段,法学家们就治国方式上到底采取“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以此为中心.学界的同仁们还拓展了相关的论题向度,例如“权与法”、“共产党的政策与社会主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等.这次论辩,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基础.随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人治一法治”的理论论辩已经达到了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制一法治”辨析.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者们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讨论法治的建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乃是对“法治”与“法制”之语义的解析.其实,在此之前,学者们已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法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有     

谈“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的理论依据

谈“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的理论依据陈建强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命题。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或时期，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向少年儿童教育提出极富挑战性的时代课题。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改革。历史要求人们依照社会发展进程的时代坐标，作出适合经济...     

论江泽民的法治思想

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江泽民治党治国实践的结晶,凝聚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思考,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新要求,是江泽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全局性、创新性、实践性是江泽民法治思想的逻辑特征。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共有三个层次:即目标方向、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江泽民法治思想的时代内涵表现为:顺应了世界法治化建设的潮流,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规律,适应了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和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世界法制发展史上的伟大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方针。     

王夫之的道德论述评

<正> 一在道德伦常的起源问题上,王夫之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他把人类社会历史了解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认为道德伦常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在《思问录》、《读通鉴论》等著作中,他指出人类的祖先并非神,而是“植立之兽而已”。人类从野兽进化而来,以后经过茹毛饮血,人兽不分的野蛮时代,才初步进化到明伦、礼定、法正的文明时代。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如何认识中国所走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前途如何?刘奔同志在今年《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的《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阐明了这了问题。 文章指出,纵观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可以领悟到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即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世界基本矛盾和各民族社会内部特殊矛盾的相互制约的观点,来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客观规律,并据此指明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顺序和阶段性。但绝不是说哪个民族都只能刻板地依次遵循这些发展阶段。历史上不同民族“超越”个别发展阶段的实例,是多有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透彻地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究竟是怎样“预     

关于理解文明概念的方法论问题

<正> 在讨论文明概念含义的过程中,一些同志“发现”十二大文件中关于文明概念含义的科学规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论述“不一致”,有“矛盾”:十二大文件认为,人们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与此同时,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根据这个概括,显然,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就开始了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并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因而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而恩格斯则认为,人类只是经过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以后,才进入文明时代。根据思格斯的论述,文明似乎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于是,就发表了各种解决这种“不一致”、“矛盾”的意见。我们认为,上述的“不一致”或“矛盾”     

改革呼唤我国民事法制的完善

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史说明,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品经济越发达,民法越完备、越兴盛.马克思曾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作为最直接体现我国经济生活条件的法 律形式,正是在改革引起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深刻变化的同时,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改革的实践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没有法律作保证,不把经济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是不可能的.改革需要民法,改革呼唤民法,改革必然促进民法的发展,民法保护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