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文化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文革”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强烈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但是由于“文革”政治文化自身及其所支撑的政治实践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遂决定了它的支持与推延作用是有限度的。     

"言文一致"与文学转型——胡适文学语言观释要

作为白话文运动理论倡导的先行者，胡适主要的文学语言观是“言文一致”。这一语言观的提倡将“言文分离”、封闭性太过的传统文言转型为经欧化过滤的语言新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与思维理念的双向更新。但二元对立思维下建立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思想，缺乏对文学语言本体性的深入思考，所带来的蒙蔽与损失也是必然的。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网络文学语言的"狂欢化"特色

网络文学的语言由于其独特写作方式和在线身份,使其摆脱了各种社会规范秩序的束缚和传统语言的局限,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狂欢化”语言特色,这与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文艺理论非常契合。网络文学语言创造性地采用表情与表意符号来模拟现实人们的感官动作与身势语,用标新立异的网络新词汇及戏仿、幽默、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来表达新新人类的情感和个性特征;网络文学语言是对传统语言审美的一次挑战。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     

当代小说"语言实验"刍议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一次文学语言的革新浪潮,我们称为“语言实验”。文章以这股浪潮中的小说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精神和语言本体两个层面,分析了语言实验意义所在。     

关于文学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文学语言”的概念。“文学语言”是偏正结构,而不是并列结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不是研究纯文学加纯语言。但就“文学语言”这个偏正结构来说,尚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把它视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对立;其二,把它看作各类文学作品的语言(包括口头文学创作的语言);其三,专指民族共同语的加工形式。或许还有别的解释,在此我不想对各种观点多作评述。我所理解的“文学语言”很简单,就是指文学家的作品中的语言,是一种文艺语言、形象语言。我们研究会聘请上海作家出任本会顾问,不为别的,     

文学语言与语言的文学性

文学语言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语言和语言的文学性。文学语言的特性固然与语言固有的复义性、象征性等有关 ,但更在于文学语境的作用。语境愈放大 ,语义愈增殖。但对文学语言的阐释不能将其“大语境”与“小语境”分开     

论刘勰的文学语言观

刘勰的文学语言观包括五个方面 :一、文学语言是渗透主体性的审美语言 ;二、文学语言有“写形传神”、“神形兼备”的特点 ;三、文学语言是一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语言 ;四、文学语言富有强烈的情感和想象 ;五、文学语言能在视听感觉上给人以审美愉悦     

文学语言的规范和变异

文学语言既必须遵从语言规范，又不得不变异创新。语言规范的社会性、语言的共性和文学语言的中介性，决定了文学语言遵循语言总体基本规范的必然和必要性。语言本身的非系统性特征，“文不逮意”的缺憾以及文学语言的艺术性和文学创作的特点，是引起文学语言变异的基本因素。所谓变异，指在一定语境下，把语音、词汇、语法的常规作变格的超常的运用，逸出和突破语言规范以至逻辑事理的规范。文学创作实践，又表明文学语言变异产生的超常审美价值和奇特的文学效果。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尺度的差异 价值的分歧--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比较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强劲的势头突破了"文革"时期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束缚,在文艺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后新潮小说的出现,形式主义浪潮开始对待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全面的颠覆.他们提出的"原始态"、"零度情感"、"自然人"、"本能主义"、"陌生化"和"语言崇拜"等原则已经使文学创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

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包括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1930--1940年代的阶级性写作, 1950--1960年代的政党性写作和“文革”时期的领袖--集团性写作,其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都没有跳出“人与社会”的樊篱。1980年代以后以“人与自然”为反思和表现对象的生态性写作,与前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比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次最富有新质、最没有重复性和最具有开拓意义的转向。     

样板戏：一种革命叙事象征的类宗教

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把样板戏看做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通过神圣的确立、仪式与仪式意义和集体表象的纯粹等三方面的论述，得出样板戏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叙事象征类宗教的结论。     

反抗绝望的个人话语--诗人食指创作论

食指(郭路生)的诗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文化大革命地下文学的代表.从情感内涵看,食指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反抗绝望的坚执和孤独.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在两种欲望的搏弈中沉浮——评胡尹强长篇新作《不成样子》

胡尹强的长篇新作《不成样子》,故事叙述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的、性格复杂、富有立体感;艺术结构以＂我＂（柳萌）为贯穿始终的叙述视角,采用两条线索交错行进的方式,将两类欲望故事编织得天衣无缝。但其艺术缺失有三点值得商榷：人物命运与性格的相似性,主人公在文革时期所具有的清醒的理性,以及作家晚年艺术想象力的发散等。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