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

传统民法原理的二元民事主体结构已经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承认非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将介于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依照法律、章程或者约定而成立，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有一定的财产和组织机构界定为非法人团体。将我国民事主体重构成为三元的，开放性的结构，即在自然人和法人之外，确立非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资格。     

民事共有体刍议:非法人团体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非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必须区别对待,因为只有部分类型的团体符合民事主体资格认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标准,能够被赋予民事主体资格。而该类主体内部呈现共有关系形式,可以被称为民事共有体,它是独立于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民事共有体自身享有共有财产所有权,共有人享有他物权性质的共有权,二者并存于民事共有体之中;民事共有体的主要类型有合伙、信托和集体。     

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

文章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经济分析学以及传统民事主体二元论遇到非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打破传统民事主体二分法理论,确定非法人团体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     

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探析

本文从非法人团体没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传统观念的由来出发指出这种观念正面临时代的挑战。在明确我国有关对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立法现状后,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立法应把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的观点。     

关于民事主体的内涵与外延的立法思考

民事主体制度,是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民事主体的立法是关乎整个民法体系的建构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自然人和法人当然和已然地成为民事主体的内核之情况下,文章对民事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作出新的解释,特别就经济关系和生活关系中大量存在的“非法人团体”是否应该成为“第三主体”作出思考。     

论业主团体民事主体地位的重塑

为了明确业主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关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分歧,并研究了导致歧义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应将业主大会塑造为业主团体,经登记而成为非法人团体.     

论民事主体意义上“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同质关系

"非法人组织"是从既有民事立法中的"其他组织"发展而来。"其他组织"在我国立法中有非主体意义和主体意义两种用法。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不是规范、科学的法律概念,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用于统一指称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与民事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内涵相同、外延重叠,在逻辑上属于同一关系。在民事领域,"非法人组织"系对各民事单行法中"其他组织"的默示修改,应基于后法优于前法的原理予以适用;但在经济法、行政法等其他领域,《民法总则》的修改不具有规范效力,在依法定权限和程序完成立法语言修改前,这些领域中的"其他组织"将长期存在。基于此,有必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含义和适用作出立法解释。     

论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

非法人组织作为一类特殊的法律主体,独立于自然人和法人之外。它是依法成立并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但不具备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的组织,在德国被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日本则称其为“非法人的社团与财团”。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法人组织以不同的类型和形式独立参与民事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立法上给予非法人组织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非法人社团的民法制度构造

非法人社团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主体,在弥补政府与法人社团的失灵、促进社会福利供给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囿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其在实践中面临着合法性和参与民事活动的困境。借鉴国外的立法,我国应该从社会实际出发,赋予非法人社团民事权利能力,承认其既不同于法人,也不同于合伙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相关的制度构造。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

民事主体是依据民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诉讼当事人是能以自己名义向法院起诉或者被诉,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人。民法历史上经历了"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变迁,自然人、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相继得到确认。但对于非法人组织、合伙等第三类主体,各国均一度出现了民事主体与诉讼当事人范围的某种程度的分离。在中国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吸取经验教训,确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三元民事主体地位,以实现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构建。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社会特征分析

评述目前学界关于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的不同概念,结合长期的观察和试验提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概念预设,并分析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历史性、社会性、分散性、多样性和有效性等社会学特征。     

关于反垄断民事责任的若干思考

反垄断民事责任的承担涉及到主体、行为、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说反垄断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应为实施了垄断行为的任何＂人＂,但在实际承担责任时并非如此,许多主体特别是具体实施了垄断行为的企业内部人员、行业协会、滥用行政权力的行政机构及其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等通常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由于垄断协议以及经营者集中等行为具有不同性质,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也会有所差别。反垄断民事责任的承担在一定情形下需要考虑反垄断机构的前期行为,责任的具体认定也有别于一般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主要是停止或消除垄断行为以及赔偿损失。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

公民社会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共青团组织具有公民社会组织的群众性、自愿性和非营利性等特征,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社会组织。高度的政治性、强大的行政职能和特殊的运行机制是共青团组织区别于一般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主动融入公民社会、明确基层团组织的地位和职责、创新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方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加强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必然选择。     

家庭民事法律地位的重新定位

家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家庭和家庭成员无论在财产享有、意志形成和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家庭的稳定性是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法律应顺应现实的需要,赋予家庭以民事主体地位,使家庭和个人之间关系清晰、明确,既保障家庭的整体利益,也维护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     

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古老概念以新的含义,他用市民社会概念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中,作为自由意志实体化的个人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个体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自由让渡的权利;个体的存在以自我利益的满足为目的,他们主要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个体间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秩序主要通过司法和中介组织来协调和维持。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翻新”、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关于业主委员会民事主体资格的思考

我国法律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学者对其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能否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等问题存在广泛争议。业主委员会系业主自治性机构，不具备成立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条件。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不仅不能解决当前存在的诉讼难题，还会陷入新的理论及实践困境。根本出路在于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引入“业主团体”的概念，对业主委员会制度做出相应调整，进而将其明确界定为业主团体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     

业主委员会民事主体资格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对其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能否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等问题存在广泛争议。业主委员会系业主自治性机构，不具备成立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条件，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不仅不能解决当前存在的诉讼难题，还会陷入新的理论及实践困境。根本出路在于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引入“业主团体”的概念，对业主委员会制度做出相应调整，进而将其明确界定为业主团体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     

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及改革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政府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对民间组织的调控,有利于引导民间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但随着民间组织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民间组织非均衡发展、"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对民间组织事实上监管缺位等现象。优化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逐步从政府选择模式向社会选择模式转变,从重视"入口"管理向重视"过程"监督转变,从纵向控制向横向合作转变,从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向适度竞争原则转变。     

民间组织崛起的政治学分析

自20世纪晚期以来,民间组织在各国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民间组织,也走到了社会生活的前台,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着深远的影响。现实中,由于立法层面的原因,大多数民间组织遭遇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困境。有政府力量介入的民间组织虽然筹款能力较强,但自治性和独立性很差;而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极为有限,可持续发展令人担忧。民间组织既是社会不断分化的派生物,又在社会结构的整合中充当重要角色,对建立民主政治社会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在这些方面,部分国家在立法、监管等方面的做法趋于成熟,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民间社会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