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重思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科学哲学实现了从传统科学哲学向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经过“文化转向”之后的科学哲学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立场,标志着对科学哲学的“人文理解”明显增强,力求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通.这种“科学文化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科学和哲学的定位,从而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认识和理解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将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文化的繁荣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科学大战"实质上是一场科学与人文之战.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促进"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予以面对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体制的专业化局限、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人文关怀辨正之二：“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都说明,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相统一的关怀。在阶级社会里,人文关怀普遍存在着各种“以我为本”与“以你为本”之间的人文张力,其中,“君本”与“民本”之间的人文张力是否相对平衡适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两种文化”的矛盾与人类的目标转向

“两种文化”的讨论除了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外,更注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进行评论,有时人们还把从事自然或人文研究作为是否具有道德心和责任感的隐性分野。“两种文化”的分裂是客观存在的,它与人类生活的目标转向有关。     

“突现”在库恩科学发展模式中的地位

在现代系统科学研究中,“突现”问题始终是国内外的一个热点问题,学界对其多有探讨但仍然没有定论,这与对库恩思想中“范式”的研究有着相似性。不同时期,“范式”的地位不一样,“突现”在库恩科学发展模式中的含义与地位也就不一样。透过“突现”可以理解“范式”是如何在库恩科学发展模式中产生的。     

“做人”与“做某种人”的统一——关于对重成才教育轻做人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

“做人”的教育和“做某种人”的教育，应该是教育的两个基本支点。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建立在了“做某种人”的单一支点上，“做人”的教育被抽离或消释于“做某种人”的教育之中，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该根据人的生命的二重性牢固确定教育的两个支点，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教育的“重人”传统，让科学与人文成为教育的两翼，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科学的人文教育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为个人的充分和谐发展服务。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有“科学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这些教育思潮在特定历史阶段顺应了时代需要,但由于科学与人文自身存在的不足,这些思潮呈现出相互更替、妥协和融合的历史轨迹。基于对当代教育发展趋势的审视,文章提出“科学的人文教育”这一理念,指出它既不是“‘科学的人’教育”,也不是“‘科学的并且人文的’教育”,而是“科学的‘人文教育”’,其根基是“人文性”的,其发展方向是“科学性”的,其宗旨是使人朝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进。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综合

科学与人文的综合是人类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和结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精神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是对人类人文精神的不断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命名,规定“以人为本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自觉,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实现了逻辑和结构的完善。     

“两论”是大庆实现科学发展的根基—七议“两论”起家

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中,“两论”是大庆实现科学发展的根基。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在科技、生产等要素的协调配合,实现油田的全面发展;体现在企业文化的优势发挥,进而实现大庆油田的可持续发展。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人文共同体”新型文化交往理念的四重逻辑

“人文共同体”蕴含理论、历史、现实和价值四重逻辑的深厚支撑。在理论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在历史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扎根于中华文化血脉之中,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刻总结和系统提升。在现实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缘自超越世界文化隔阂、文化冲突、文化优越意旨,是对文化交往和文化安全问题的当代解答。在价值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开启未来人类文化发展新进路,有利于新型文明观的塑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人文共同体”蕴含平等自信、开放包容、和谐共生、面向人类的新型文化交往理念,体现了民族文化使命与人类文化关怀,展现出独具魅力的中国智慧和虚怀若谷的大国气度。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问题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孰重孰轻的争论主要体现在赫胥黎的科学文化价值论、罗素对“实用”教育和“装饰”教育的见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等方面。战争的悲剧和威胁、科学技术的非人道后果、人自身的危机是当代人文主义复兴之原因。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的主要内容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格完善,重视科学人道主义教育,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必然融合是未来的趋势。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论技术的“真”、“善”、“美”

技术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技术并非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并且渗透着伦理。技术不仅具有物性,而且充满着人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因此,技术不仅具有“真”、“善”、“美”,而且三者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教育优先发展与实践“三个代表”

教育优先发展是加快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生产力的发展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优先发展是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教育优先发展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就是要把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要作为发展的基本导向,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教育选择。     

“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构建研究

作为我国的毗邻地域，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和加强交流合作的“最近投射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示范、连通、提升、巩固”的作用。为此，我国在加强中国—东盟政治对话和经贸往来的同时，还积极打造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支柱。而作为人文交流重要载体的教育，是传统且基础的人文交流形式，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媒介，有助于加深“亲缘”文化的联结，加固人文交流的文化纽带；能够有效对接东盟人力需求，打开人文交流的双向通道；有利于形成“知华、友华、爱华”的观念，培养人文交流的国际使者等。为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充分发挥教育的媒介功能，可切实推动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从三维主体出发形成基于国家宏观指导、机构中观推进、民间（个体）微观影响有序整合的协作格局。国家层面主体应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机构层面主体需务实推进中国教育“走出去”与东盟资源“引进来”；民间（个体）层面主体可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统合多方力量，协力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促进民心相通。     

罗蒂后哲学文化:科学与道德的对话与穿越

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背后的绝对实在不仅是近代科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由柏拉图建立的命题。罗蒂揭示了这一命题自身的困境,以及由它导致的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之间相互分离的二元论。同时罗蒂在对“传统哲学”的“思考”、“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阐释了“自然”、“真”、“实在”的基本概念,人文、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后哲学文化的使命,其后,哲学文化观凸显了一种科学与道德的“穿越”精神。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社会生存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抉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必须根据人类生存的境遇,即人类生存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和全面发展的人是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融合的现实来实施,也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必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