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西学"思想探析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他"西学"救国核心思想的形成.他通过著书、翻译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力倡西学"愈愚".严复的西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亦有其局限性.     

再论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毛泽东曾经指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找真理,则存在异议。有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具备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阶级基础,因为中国农民不可能向西方资产阶级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为中华崛起 为共产花开——缅怀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的革命实践

留学日本,从事爱国活动和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十九岁,以高材生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当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他去留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正如毛主席指出过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了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周恩来同志在东渡时做诗云:     

中国民主化历程论纲(上)

1840年,帝国主义用大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独立的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灾难的补偿的,就是殖民主义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历史,民主的进步潮流终于踏上了中国大地。这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采寻回来的真理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就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     

严复与辜鸿铭文化心态的比较

严复与辜鸿馆都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变革潮流中,严复为国人打开启蒙思想的大门,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又有所选择地从西方搬来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辜鸿铭则在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以精熟圆练的外文造诣,英译儒家的《论语》、《中庸》等经典,极力向西方传扬古老的中国文化,但因其念念不息对小脚、留辫、纳妾等封建陋俗的赞赏和曲辩,而被人们视为“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怪物”或“怪杰”。严复和辜鸿铭同处一个时代（前者生于1854年,…     

近代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剧变,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也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两大巨变:一是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学开始兴起,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历史沉思——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仿佛是“错位”,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有人以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否定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多年来,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     

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

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主流学说和中国古代学说三者关系上,应当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学术创新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基本范式和核心结论是经得起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坚持以马列主义经济学为基石,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根本目的在于构造既超越马列经典的经济理论范式和苏联经济理论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其本质是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研究,但是,由于一些论著不能正确认识当代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甚至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取代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令人欣慰的是,也有一些中外经济学家仍然以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锐利眼光,突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方法和理论框架,积极探索现代经济发展内在机制和规律,并形成了许多富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成果。不定期地开设本专栏,就是及时提供中外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探讨性作品,供教研参考和争鸣。     

真理的实践确认--理论的检验、实效和进步评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实践”和“检验”的理解存在着模糊认识,由此导致真理观上的理论难题,其根本原因是“经验检验”和“实际果效”在确认真理方面的不确定性,只有确认真理的进步评价法才能为“实践是确认真理的唯一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主张的真理符合论之间的统一进行理论说明和辩护。     

“新史学”及其实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梁启超语)。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史学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引进中国。在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猛烈冲击着旧的传统史学。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论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态度

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史上,一代一代的爱国志士和“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则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一位最先进、最杰出的代表。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他明确主张把虚心学习外国的长处与维护民族尊严结合起来,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分析、有鉴别地向西方学习和吸收有益的东西。这些思想主张,充分地显示了孙中山倡导向西方学习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态度,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中国的建设与中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大约还要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只有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变为伟大的现实。历史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可以使人们得到许多启示: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话充分表明,从1840年起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领袖人物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幸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样,这两段话也为本文理清了脉络。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郑观应是近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和实践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他所翻译的西书以及宣传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他所翻译和撰写的关于学校、女教、西学、考试等文章,形成其特有的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一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或理论前提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旧唯物主义自然观有没有一致的地方? “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关系、说马克思坚决反对那种主张“应当在物质和物质过程中寻找一切思想和精神现象的根据”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仅仅指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里提出了实践、生产劳动是否需要物质前提的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著作中,他们的确很少专门阐述自然观和重复一般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而是集中注意力于社会历史领域、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观。尽管如此,他们以一般唯物主义作为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仅举两例:     

康有为师法西学的历程及其实践

在中国近代学习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中 ,康有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不但学习介绍了西方的人文思想 ,而且在他自己的活动中又实践了这些理论。尽管他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事实反映的却是康有为对祖国、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关注。正是因为如此 ,康有为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理论逻辑和现实嬗变——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

如果考虑到“西方”这一范畴在政治语境中与“资本主义”的重合性 ,那么 ,我们便会发现 :工业文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提供着最真实的物质基础 ,这个基础同样构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基础。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把握需要在它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中进行。 80年代以来 ,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关注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 ,但是在上述两个基础上进行的深度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在这里编发的一组笔谈 ,应该说较充分地照顾了上述两个基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论逻辑、历史线索及它的最新发展等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成果。虽然它还是一种总体的讨论 ,但已经与国内外同类研究具有很大的差别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反映了从简单评述向深度研究的转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照体系必然地会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 ,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视角开展研究就尤为重要。为此 ,虽然这组讨论并不代表本刊的观点 ,但我们愿意竭诚推出它 ,以期激起学术争鸣 ,推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度模式的产生。     

康有为文化观蠡测

康有为的文化观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过渡文化形态 ,它开启了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康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更是吸纳外国优秀文化的先行者 ,他在向西方寻找文化真理时并未丧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他构建的中外兼容的文化思想体系 ,犹如流淌的河、博大的海。通过解读他的文章理论、书法理论和绘画理论 ,可以小见大 ,在文化学上有“以蠡测海”的意义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五四时期茅盾对尼采学说的论析

在蔑弃古训,接纳新潮,创建新文化的五四时期,随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热潮,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纷至沓来,大量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化输入的第一个高潮。面对新旧文化思潮的撞击、搏斗,每一个文化人都必须表明态度,作出抉择。当时,大部分先驱者还拘泥于形式主义的束缚,对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新潮缺乏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