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意义初探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七言体”形式。其特点是 :整齐的七言句式 ,注意到了用韵 ,结构完整 ,在音顿、节奏等方面与传统七言诗相同。据此认为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即是完整的七言体诗歌。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 ,由此否定了“可靠的完整的七言歌谣在汉以前似还无有”的结论。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在形式上的特点 ,标志着它正处在七言诗由民间歌谣向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阶段。     

“海马葡萄”镜

今年五月,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出土了两面铜镜(见封四)。铜镜的纽、纽座、纹饰、铭文、直径以及铸造风格完全一致。 铜镜直径为九公分,圆形,国纽,素国纽座。镜背分内外两区:内区由海马葡萄纹组成;外区铸有一圈汉字铭文,为“青盖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为支高官寿命久”,共计二十八个字。内外两区之间用高线圈相隔,铜镜边缘均有刻款和押记,分别为“泰州主薄　”和 “金成记　”。 这种铜镜,“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流行在唐代”,宋《博古图录》称它为海马葡萄镜(也有称为禽兽葡萄镜的)。这类铜镜的钮外常分内外两区,内外区中纹饰…     

五常拉林河畔出土的两枚古钱

“太货六铢”正品压胜元武钱(图一),铸于南北朝陈国太建十一年七月(公元579年)。正面铭文篆书“太货六铢”,背面有斗、剑、龟、蛇构成图案。直径62.5毫米,厚1—2亳米,重45.321克。化学分析:铜58.52％,铅4.65％。沙型薄壁铸造。这种通用货币在历史上不到三年就废除了。这枚压胜钱的发现是可贵的。“洪武通宝”正品压胜钱(图二)铸于明初洪武     

唐宋铜镜

我国铜镜铸造,历史悠久,唐宋时期技术更加精粹。唐宋铜镜在南方多有发现,而在北方却很少见到。笔者近年来在五常县和哈尔滨市发现两枚唐代铜镜和两枚宋代铜镜,简介如下:唐代渤海国波纹镜(图一)。直径115毫米,厚3.5毫米,重145克。铜镜背面有牡丹花和波涛纹饰,古朴大方。     

谈迁生卒年月订误

明史《国榷》作者谈迁,浙江海宁人,生卒年月,历来有不同说法。吴晗和《辞海》都认为谈迁生于一五九三年,即明万历二十一年。(《灯下集》、《辞海》1979年版)。根据是谈迁自撰《六十自寿序》一文中写道:“癸已(一六五三年)十月癸亥朔,癸酉(十一日)抵长安(北京)。明日为揽揆之辰,周一甲子矣。”(《北游录》纪文)由一六五三年往上推六十年,当生于一五九三年。但是,这里的“周一甲子”说的是“虚岁”,而不是“周岁”。因此,谈迁出生应在一五九四年的农历十月十二日。在他的《枣林诗集》(北京图书馆手抄本)中有一首《张都督深之诞日同予甲午生赠赋》,谈迁在诗     

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从浙江有关徐偃王的遗迹谈起

“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这是三十年代郭沫若在他的名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首先提出的,虽然不无猜测之辞,但确有先见之明。一九八二年三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越国古都一绍兴市的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根据铭文,知道这批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越地出土,无疑为郭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我们在考证这批铜器铭文时曾指出,徐人势力深入浙江境内的事实,在地方志上早有所反映,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这些遗迹,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问题。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及铜器铭文上称之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作为徐国的典型代表而常被后人称道的徐偃王,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人物,《尸子》说他“有(?)(筋)而无骨”,“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     

三屯清墓

1983年6月初,哈尔滨市平房区东方红公社平乐大队七队三屯社员鞠家亮、那玉才和15岁学生康传涛,在村东漫岗下倒粪,挖到2米深处,挖出一批珍贵文物共90余件。6月24日,笔者到平房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访问了社员鞠家亮、那玉才、康传涛。鞠家亮在东端挖出一枚金代仿汉青盖作镜,这枚铜镜直径88毫米,厚3毫米,重3     

金上京出土的铜镜

近年来,金上京会宁府故城(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及其附近,先后出土了逾百面铜镜,其中绝大部分为金代遗物。一九六四年出土的大双鱼纹镜(图一),直径四十三厘米,重二十四斤八两,为国内所罕见。镜子主纹为栩栩如生的两条鲤鱼追逐嬉戏,底纹为激起的浪花与层层波纹,又与镜子周边的蔓草纹相映衬,构成完整画面,真切生动,朴素大方,工艺精湛,成为金代铜镜的杰出作品。一九六九年出土的童子缠枝纹镜(图二),描绘一幅四玩童攀登缠枝花,香飘四溢,引蝶竞飞的生动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镜面边缘有“上京警巡院”刻记。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曰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与政府间外交的相互关系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交流”在国家关系非正常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变化曲线,即“民间交流”的涨落轨迹是否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制约和影响“民间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方面?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金代双鱼镜

近些年来,黑龙江省出土了二十余面金代双鱼纹铜镜。这些铜镜的形状,均为圆形、圆纽、素圆纽座(也有无纽座的)。镜背纹饰分内外区,内区均是双鱼戏水图案,外区多为缠枝云卷纹,内外区之间以单线圈相隔。铜镜直径很不统一,从八公分到四十三公分不等,较常见的是十五公分左右。一九六     

三十五年来浙江文物考古事业的回顾

(一)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渊薮”,文物丰富。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七千年前,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已出现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春秋战国时,会稽(今绍兴)曾是越国的首都;越国的铸剑技术名闻天下。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鉴湖,灌田九千顷;制瓷技术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铜镜工艺别开生面。吴王濞在德清目干乡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国     

利簋铭文讲解

周武王征伐商纣,古文献记载很多,但在古铜器铭文中却不曾见。一九七六年三月上旬,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了一个西周铜器窖穴,出土铜器六十件和铜管络饰九十一件,其中一铜礼器名“利簋”,这是到目前为上知道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这件铜器,对武王征商这一历史事实做了记录,是周初铜器铭文记录此事的唯一珍贵材料,因此它一出土,立刻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但该钢器铭文文字甚少,很难读懂,现作考释并讲解如下: 　从王从武,可释为“　”,“　”是武王的专称。　是王字。甲骨文王作　　　诸形。从这些形体看,　,应是较原始形体,而　则…     

资金“体外循环”剖析

资金“体外循环”是一种非中介化的金融现象,虽然由来已久,但近来越演越烈,直接影响了经济、金融环境的治理和秩序的稳定。本文依据宁波市民间借贷、企业集资调查资料,对资金“体外循环”的原因,由此引起的负效应和治理的基本对策进行探讨。一、资金“体外循环”的形式及特点从宁波市的调查情况看,资金“体外循环”的出现,始于1988年。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民间借贷。主要是县以下的农村居民不通过金融机构存贷业务环节直接间接发生的资金借贷行为。(二)企业集资。主要指乡镇集体企业未经金融机构批准的擅自集资行为,少数大中型国营企业也有这种行为。(三)企业间的大笔现金交易。以现金支付替代     

金代双鱼龟纽铜镜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面铜镜,是1980年4月在哈尔滨香坊农场水田分场春耕时出土的。该镜呈青铜色,正面平整光洁,直径17.4厘节,缘厚0.5厘节。背面主题图案为两条欲跃出水的鲤鱼在互相追逐嬉戏,周围衬以层层波纹。双鲤形象逼真,纹饰自然生动,铸造工艺精美,是一面较典型的金代铜镜。尤为别致和奇特的是镜纽为龟形,长3.5厘节,高1厘米,这在金代铜镜中尚属罕见。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龟是长寿、吉祥的象征。相传龟鹤皆有千年之寿,因而古代印章的纽多作龟形,如汉代的印章。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的诗中,就有“神龟虽寿”的诗句;更早的《庄子外篇·秋水篇》中,亦有“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     

浅谈刘渊的血统和石勒的姓名

在蛮族征服西晋王朝的过程中,两位杰出的少数民族首领成功地运用了正统的象征,来证明他们的政权和统治是合法的。关于刘渊的家世渊源有三种说法,其中刘渊选择了自己是汉王室与匈奴贵族后裔的特殊血统。而石勒则为了利用当时的预言传说而以“石”为姓,以“勒”(铭文、碑文之义)为名。无论是刘渊,还是石勒,他们的姓名背后都隐含着标志自己政权合法、正统的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刘渊(250—310)被称为公元四世纪“五胡乱华”的首领,而石勒     

冷战后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走向

1989年,日本登上世界第一大援助国的宝座。冷战后的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其世界头号援助国地位自评甚高,形成空前的ODA(政府发展援助)热。1991年前,日本舆论界对ODA多从“黑色疑惑”、“密室政治”角度进行批判性报道,     

阿育王法与佛教的法不应混同

十九世纪中叶,加尔各答造币厂化验师詹姆士·普林赛卜第一次解读出若干古代印度的佉卢字和婆罗谜字铭文。1915年海德拉巴附近马斯基地方发现小石刻诏书,进一步证实这些铭文属于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年-232年在位)。此后同类铭文迭有发现。印度古代史研究的主要困难是文献缺乏,信史尤少。比较起来,阿育王应该算得天独厚。第一手资料的发现和译解,使人们对这位显赫一时的古代帝王的认识,摆脱了对于传说和宗教神     

邓飞：田行动激活中国人的爱与善

在2011年春天之前,邓飞还觉得自己是一个调查记者,是一个负责批评与质疑的人。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角色就已经转变为民间公益的组织者,是几大公益行动——“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让候鸟飞”的“带头大哥”,他利用微博的力量,让各种人、财、物的资源发生聚合反应,形成一股强大的民间公益力量。     

“塔察国王”与“管民千户”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旬宝清县出土一颗铜印,是十八里公社报国大队一队社员毕恩德种地时在垄沟发现的。出土地点南距宝清县城十八里,东南距挠力河左岸约二十里,附近地势平坦,由南向北倾斜。报国大队所在地旧名“乌鲁屯”,又名“车家围子”。该印铜质,七·一厘米见方,通高五·○厘米。印文为汉字九叠篆书:“管民千户之印”。印背錾款左:“甲寅年六月日造”;右:“塔察国王发”;印的上方侧面,原似     

挑战:理解中国——访英国城市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王斯福博士

王斯福博士(英文原名Stephan Feuchtwang)出生于1937年,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在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从1963年起致力于中国问題研究。现为英国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并在伦敦的“中国研讨会”担任主持人达十余年之久。近年来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变迁》、《日常生活与贫困的生产》、《关于大陆中国的“迷信”问题》、《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