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从"诗味"到"词味"——陈廷焯的词学理论初探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频频以"味"论词,"味"是其词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陈廷焯将传统的"诗味"论移植到词论中,强调作词必须"含蓄蕴藉",同时进一步提出"厚味"的美学主张,对词体的美学品格作了更深层次的审美规定。深入考察陈廷焯的"词味"论,对准确把握其词学思想不无裨益。     

金元诗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审美范畴,是在唐宋时得以成型的。延展到金元时期,古典诗趣论主要表现有二:一方面,"趣"在金元诗学批评中继续得到承传运用;另一方面,金元诗论、诗法又对诗趣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阐说与抽绎。这为"趣"在明清诗论视野中的盛兴和深化提供了平台。     

论钟嵘“滋味”说的意蕴及对诗味论的贡献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重要方法.在诗味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少诗论家以其卓越的理论创见为这一诗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使诗味论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钟嵘提出的"滋味"说从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评论角度对诗味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莜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刘克庄"诗外功夫"论的理论蕴含

在诗学领域普遍奢谈作诗方法技巧时,刘克庄另辟溪径,大谈"诗外功夫",从厚养、心静、气充、多读行远、染深、事成、功专等七个方面全方位论述了诗外功夫的内涵.     

"味"在三部《诗品》中的演变及其原因

"味"是中国诗论中的重要范畴,它在钟嵘<诗品>中是指"滋味",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是指"韵味",在袁枚<续诗品>中又是指"鲜味",可见,"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这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论家的生活所决定的.考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演变的原因,对于构建我国古代文论史不无意义.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古诗词的翻译

阐述了<竞赛论>这一诗译新论对古汉语诗词翻译的指导意义,认为这是诗译理论的一大突破.但同时认为"竞赛论"须根植于"等值论",使之避免偏颇,从而使诗译理论更趋完美.     

谈艺不讥明七子——姚鼐诗法论初探

明七子诗学在清代已经式微,其诗学中摹拟论蜕变为初学者入手之门径。姚鼐是继承这一方法的突出人物,其诗学以诗法论为中心,可总结为"由摹拟以成真诣"的原则。这一诗法论以诗歌艺术的讲求为中心,涉及学诗过程的各个阶段,对后学来说不失为一种具操作性的有价值的方法。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咏史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并且完成了其早期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颜延之《五君咏》为标志，班固《咏史》所开创的纪体咏史诗传统被打破，传体咏史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咏史诗类型登上诗坛，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五君咏》亦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切的人生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此咏史诗或以叙事细碎而致酷不入情，或以情思繁芜而致结构散乱的缺陷，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垂范作用。     

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

物象是唐五代诗格重点讨论的话题。唐五代诗格以“内、外意”分析物象,按物象的讽谕意义对物象进行分类列举归纳,并以此示人以象显意的做诗之法和“执象指意”的解诗之法。唐五代诗格的物象理论是对诗歌物象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细化,在诗学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这一理论对宋人的说诗风气和诗歌注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唐诗笺证的诗学价值再论

陈寅恪唐诗笺证中贯穿了对以文为诗这一古典诗学命题的阐释,其具体内涵是诗学和修辞学的统一,是现代自由主义理念和民族文化道统承担精神的统一,因此,陈寅恪的唐诗笺证给现代汉语诗学的建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启蒙诗学文本。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