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八音器乐的音乐学初探

海南八音器乐是海南传统器乐的主要品种和典型代表,因采用弦、琴、笛、管、箫、锣、鼓、钹为代表的八大类乐器演奏而得名。海南八音器乐萌芽于汉魏,肇兴于唐宋,形成于明清以后。明代汪浩然父子为海南八音名家。海南八音器乐基本调式都在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之内,大多数是七声音阶构成;节奏上,很少使用舒展的长节奏;曲式结构主要有套曲、中型乐曲和小乐曲三种;在旋法构成方面,基调是"无半音、五声性的三音组合"为主,但清角和变宫两个偏音大量出现。     

道家音诵及其养生疗治功效考论

道家音诵是一种具有悠久渊源的声控技术。它依调式而唱,具有固定旋律,虽然不同于仙歌道曲,但已经具备了音乐的基本功能。将"吟诵"与"音诵"稍作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方面,吟诵与音诵都依字行腔和运气发声;另一方面,吟诵讲究文读语音,更符合语言原貌,而音诵则讲究黄钟律吕之声律。作为道门的独特技艺,音诵具有陶冶性情、感通大道的神圣属性。在实施过程中,音诵主体配合禹步、存想等方式来进行心性修养,感应客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道家看来,音诵既可以带来直接的感官愉悦,又可以使人精神专注,导引内气运行,有助于治病养生。遵循推陈出新的自然完善法,积极而审慎地开发和运用道家音诵资源,对于当今以及未来人们的健康生活来说都有裨益。     

英语的省音和增音现象浅析

在连贯的言语里 ,为了发音上的方便 ,音节之间或词与词之间的某些音常可省略 ,这种现象称为省音。从形式上看 ,省音有词内省音和词间省音两种。有时为了发音的方便 ,词与词之间又可添加一些音 ,这种现象称为增音。省音和增音都是英语里特有的音变现象     

浅谈《基本乐理》中的民族调式

在普通高校《音乐基础理论》课教学中,中国民族调式的学习很容易出现问题。 首先“调式”(Mode)这个概念在西洋音乐中和“音阶”(Scale)同义,从字面上看,音阶是音的阶梯,而调式则是调子的样式,都是说明某种音高的排列关系。但调式也可以说是指某些特定的音阶,是指有特定组织性的音阶。音阶是由若干音(乐音)按一定音程顺序(向上或向下)排列而成。 由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各个地区的民间音乐往往各有不同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反映在音调上,也反映在调式结构上。因此,我国的民族音乐调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不必强求从全国民歌中找出某些共同调式。在我们民族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五声音阶。它是由连续五度相生的五个音宫、征、商、羽、角构成,这五个     

《文选》五臣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形式之变化

《文选》五臣注在从单刻本发展到与李善注的合刻本后,正文注释的位置发生了调整变化,而五臣音注的形式与其位置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位置的变动,合刻本调整了部分五臣音注的形式,使之仍然符合五臣单注本音注的基本体例：一是为避讳改＂反＂为＂切＂;二是当音注后增添校语或正文注时,增＂音、切、声＂字;三是当音注后正文注被移走时,删＂音、切、声＂。     

拟声词的日中对照研究

拟声词音素的音象征意义的共通性,使日中两国语的拟声词的意义具有较多相似之处。日语的拟声词通过拨音、促音、长音,表现拟声词的音长、音响、顿促等特点,使声音的摹写较为精细。而汉语则通过用于拟声词的入声字,表现音的顿促、变化,通过后鼻音韵尾表现声音的余韵,音响等特点。     

《海国闻见录》所载非洲地名考

本文具体论证《海国闻见录》所载的“訚年乌鬼王国”、“訚年绻毛乌鬼地方”、“苏麻勿里”、“乌鬼王国”、“弥黎吕黎、惹林”、“猫喇猫里也”等6个地名应为何地,否定前人旧说。同时指出:考释古籍中的外国地名,在地理方位和对音方面都应慎重;对相互接壤的地区特别要确考,不然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误再误;对原书所说的方位条件要全面分析,不能抓住一点,遽下结论;在对音方面也要注意比较准确的对音,使在方位和对音上都解释得通,不应凭近似对音随便作注,更不能把对音置之不理。     

论潮汕筝和曲韵

潮汕筝是南北古筝流派的南派代表,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调性、调式概念不同于其它民族调式和西洋调式。除了板数和骨干音的一致外,演奏者可以应用"造句"的方式,演奏潮汕筝曲。所以,必须了解潮乐诸调音乐特点,诸调弹奏风格,才能形成潮汕筝曲流畅华丽而旖旎迷人的曲调风韵。     

番汉语舌头音、舌上音反切拟音之比较

本文以<文海>、<同音文海合编>所提供的反切拟音资料为基准,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辅助佐证材料,对<同音>丁种本和<五音切韵>韵图中的882个舌头音字、对<同音>丁种本中的23个舌上音字与汉语进行比较和分析,反映出其基本的音值.     

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原因分析

ABB式三音词先秦已经出现,历经两汉、唐宋,这种构词方式的词语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到了元代,ABB式三音词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这是在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变化两方面因素激荡交加之下出现的结果。这种现象既符合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也清晰地展示了元代语言的特有面貌。     

段玉裁诗“合韵”的本质

段玉裁“合韵”是对韵脚字异部现象的概括,后人把合韵当成异部“音近押韵”是误解.“音近”并非合韵的必然条件.合韵的本质是本来押韵的一组字在古音系统中异部,表现在合韵字的实际押韵音不是其在系统中的读音.合韵字的实际押韵音与其在古音系统中之本音不一致是韵文作者所为,相对于古音系统中之本音而言是一种“通变”.     

韶关本城话中的变音

本文描写韶关本城话一种特殊变音现象，从变音的语音特点、变音字的来源和位置以及变音的语法和词汇意义入手，总结其特点如下：１、变音以韵母中嵌喉塞并变调为话音形式，变音字中有古舒声韵与古入声韵混同的现象；２、变音字来自古平、上、去、入四声，其中古入声字发生变音的最多；３、变音字多出现在单音词及多音词的末音节；４、变音具有名物化的作用；５、变音的名词多为生活中常用的普通名词；６、变音字如有本音、变音两读的，往往伴有词性与词义的变化，也有部分为本音、变音自由变读。     

运用日本悉昙文献材料进行对音的原则

在运用日本《大正藏》第84册中的悉昙材料进行对音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主要考察悉昙、密咒、音注材料;注意材料的时代性;尽量利用单音节对音材料;以中天音为准;正确认识和利用译音材料.     

表面的美学与可见的声音:抖音的媒介物质性批判

论文尝试在数码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从媒介物质性的角度重新对抖音进行批判性考察。不仅通过视觉(抖音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听觉(抖音作为一种从声音到图像的媒介转换游戏)和触觉(抖音用户的触屏欲望)这三个维度的认知图绘来分析抖音自身作为“新媒介”的媒介特性,还在此基础上将抖音视为当今数字时代的一种症候性表征,反思隐藏在抖音表面化的数字美学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重启批判理论与媒介理论的思想资源,辩证看待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文化现象。     

扬雄《方言》中的记音字与方言词

扬雄<方言>在当时没有标音手段的历史条件下,大胆使用汉字记录了各地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语和方音,在用字记词方面很有特色.<方言>被解释语用字中的记音字共519个.扬雄在记录方言词语时,既有用几个记音字记录同一个方言词的情况,也有用一个记音字记录几个不同的方言词的情况.这519个记音字所表记的512个方言词,实词507个、虚词5个,单纯词505个、合成词7个.文章从<方言>记音字与所记词语的关系以及<方言>记音字所表词的词汇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价值和意义.     

拉祜语、傈僳语四音格词的比较研究

拉祜语和傈僳语属汉藏语族彝语支语言,在两种语言里,四音格词的使用非常广泛。本文对拉祜语和傈僳语四音格词构成方式、音韵和谐、语义特点、语用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了四音格词的结构类型、韵律特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动因。四音格词音韵和谐,琅琅上口,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表达力。     

略论形声字声符的示音功能

形声字声符具有示音的功能 ,但这种功能并非一成不变。本文从形声字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汉字形音义关系等方面讨论声符示音的来源、性质 ,以及现代汉语声符与形声字读音不一致的原因。     

音划汉字编码方案

形码类方案把汉字分解成“单字、部件、笔划”,用间架结构规定取码规则,部件数量多,编码规则多,因而难学。本方案为实现易学性抛开以“间架结构”规定取码规则,而以“笔序”代之。符合人们书写汉字的习惯,汉字的书写规则就是编码规则。取汉字“笔划、偏旁/部首(部件)笔序”的特性,并根据汉字“同音不同形,形似不同音”的特点,用字音作“识别码”区分形状近似的汉字。属形音结合码。 按照笔划顺序输入汉字,是音划汉字     

论“悲音为美”

“悲音为美”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我们感到熟悉而陌生。熟悉其艺术原理 ,但上升到美学范畴似乎又感觉陌生。我们拟以“悲音为美”的原始涵义以及审美特征、心理感受、社会基础、创造主体等方面 ,来说明“悲音为美”作为美学范畴的理论基础。     

错误的“意音文字”文字类型观及其辨正

国内语言文字学界提出"意音文字"说的学者,由于常把汉字中的"字"与表音、意音文字中词的书写形式对等,所以常常混淆字符的内在构形类别与字符记录语言的功能类别,造成对"意音文字"类型理解与分类上的偏差;否定"意音文字"说的学者则把文字的字符类型错误地等同于文字的体系类型,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意音文字"类型的文字。实际上,文字的字符类型应该是文字表达语言的基本符号类型,"意音文字"应该是由表意、表音两种类型的字符构成的文字体系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