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研究

私募基金在我国已具相当规模,但其运作中存在不少违法违规现象,给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较大的风险。应对我国私募基金进行整顿,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美国、英国、日本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规则相对完善,在行业监管、监管模式以及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应建立行业协会监管、采取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明确政府审查权限、完善信息披露及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有利于引导和规制其积极健康发展。     

中国私募基金的出路及其监管

本文对国内私募基金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提出中国私募基金的出路在于合法化并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在借鉴美国对私募基金监管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私募基金的监管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私募股权基金信托监管法律问题探索

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信托形式的私募逐渐增加。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金融行业发展滞后,我国金融混业监管理论和实践较为欠缺,因此缺乏明确的准入机制、税费政策、内控指引,使得私募股权基金信托的监管未能跟上形势的需要。从合规性监管出发,结合国内实践,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信托行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且对于现有的规范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监管理念、信用法制、混业监管进行反思重构,必然对于私募信托行业的法治建设以及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私募基金监管体制初探

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均未对目前客观存在于资本投资市场的私募基金予以明确并加以监管 ,因而蕴含着较多的问题。本文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提出符合资本市场需求的监管原则和具体监管内容 ,借鉴和引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的监管经验对规避私募基金存在的市场、道德和信用风险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私募基金监管立法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巨额的地下“私募基金”。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有效监管是我国应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与入世后证券业激烈竞争的需要。本文首先解释了规范的私募基金的含义与特征,分析了我国地下“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其次,本文认为私募基金立法应当重监管而轻业务经营控制,并适时推出《私募基金监管条例》;最后,本文提出私募基金监管立法要遵循保护投资者与发挥私募基金优势两个原则,从私募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资格限定等七个方面建立监管法律体系。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是社会保险系统的“免疫系统”。法律制度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所作出的设计和安排,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制度安排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和创新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我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问题初探

私募股权基金通过私募形式获得较大规模投资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可作出突出贡献。作为一种特定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基金不仅其投资功能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具有一般金融工具所没有的运行低成本、价值回报高等经济优势。但是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现有法律仅解决了其存在形式的合法性问题,而基金的运作、监管、退出等基本没有法律保障,为此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私募基金清算风险及监管对策研究

利用好买基金数据库的私募基金数据,从私募基金清算视角考察了中国私募基金以自律为主的管理模式是否起到了自律性约束作用,以及该模式下的风险外溢和市场稳定性隐患问题。研究发现：首先,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以自律为主的基金管理模式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自律性约束作用。其次,高风险投资偏好导致私募基金市场存在风险外溢和市场稳定性隐患,随着基金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风险隐患也随之放大。再次,私募基金投资组合高度依赖股市,限制了私募基金的风险对冲能力。     

论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的重构

我国私募基金不设托管人或“托而不管”导致管理人侵害投资人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法律地位的定位存在问题,托管人的准入、职能、监督的立法过于粗鄙。因此,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需要重构。重构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首先应明确托管人作为投资人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应当以强制托管为原则,豁免托管为例外;托管人准入对象应多元化,并应强化托管人的独立性防止利益冲突;在托管人的职能设计上,立法应当细化托管人对管理人准入、退任和运作基金过程的监督,尤其是借鉴美国的经验,为托管人购买过失责任险,让托管人在履行监督职能时没有后顾之忧。     

论大都市区与美国经济增长

大都市区是现代美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人口和企业在大都市区的集中,使新工业更易产生,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从而刺激了科技变革,增加了产量。大都市区比非大都市区有着更加广大的市场,更加专业化的劳动力和更加广泛和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这些优势使大都市区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需求和竞选人竞选的需要 ,美国的竞选捐赠日益加剧 ,捐赠规模日趋膨胀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利益代表性的偏差。由此 ,美国早期的法律就对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进行限制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美国关于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立法不断。但改革遇到利益需求和关于合宪性问题等种种障碍 ,步履维艰。美国政治中的这一两难状况是其政治体制所使然 ,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

近代留美学生既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产物,也是学习与回报美国教育、有组织交流的主要动力与媒介。他们推动的交流在实践中虽有种种局限,但在双向、平等、立体的进行中仍不失灵活、深刻而日趋完整。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关系

美国经历了9·11恐怖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走向相对衰退的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急剧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军事大国,通过在东亚地区推行地区主义,深化南中国海领有权等措施来扩大影响力。这种局势导致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中长期来看,这很可能构成中美关系的矛盾因素,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东北亚安全不稳定。解决途径是美国自己对亚太再均衡政策尽快予以重新平衡。该方向应该是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妥协,而对日本右翼群体划出分明的界限。这种措施同时为积极推行旨在和平解决核问题等韩半岛相关事宜,而不可或缺的,也是美国和亚洲能够共同繁荣的途径。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东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鲁门政府时期,“防止印度尼西亚投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是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印度尼西亚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美国国会议员与台湾当局间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美国国会"台湾小组"为例的分析

自冷战结束及台湾政治变动以来,美国国会议员与台湾当局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美国国会台湾小组"和"美国参议院台湾小组"的相继成立、壮大及频繁活动就是一证.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加入参众两院"台湾小组"并开展频繁的游说和立法活动,这势必对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中国应考虑相应的应对之策,包括加强与美国议员的沟通,发挥华裔社团和华裔精英的作用,加强游说队伍建设,打"经济牌",建立美国国会个人资料库并进行动态跟踪等.     

从《走遍美国》审视中美文化取向差异及渊源

以《走遍美国》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在跨文化背景下中美文化在时序观、时间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及渊源,可以看出在语言教学中加强文化因素的输入,加深学生对目标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之间差异的认识非常重要。     

清季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陈兰彬是消季首任留学生监督和首任驻美公使.在走出国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既表现了传统士大夫的保守和对世界大势的隔膜,其又在忧患意识与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在中西交往的最前沿做了一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限制条款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作为一项公民诉讼制度,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往往对其限制条件的研究注意不够。本文通过对美国联邦环境法律中公民诉讼限制条款,包括诉讼范围、诉前通知、行政机关勤勉地实施法律等方面的分析,探究其立法目的,并提出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构建的若干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