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之望

希望． 是山涧冰溪那滴腾越最高的水花， 满心欢悦地追寻江河的春意。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和:法文化的思考

"中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也是古老中华法系的"法统","和"是道之用,也是法之用。"和实生物"包含"和实生法"。从"中和"之道可以看到"中和"之法的三个特征:"中和"、"中正"、"时中"。从贵"和"之礼可以展现贵"和"之法的七个层面:道德与法律之"和"、法的天人之"和"、法统之"和"、实在法之"和"、综合为治之"和"、定罪量刑之"和"、法律生活之"和"。     

消殉摇机 反天归真:论庄子逍遥之径

庄子的逍遥之径始于"悲"字,悲"天下尽殉"的异化现实是其迈出逍遥自救的第一步。应然之"天""真"是庄子逍遥之归宿,"反""复"二字是连接天人之桥梁,摇动"天机"是通往逍遥彼岸之动力源。人具备自救而逍遥的条件。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论《庄子》之“无”的美学意义

"无"是《庄子》思想的主题,"无"之美是《庄子》美学的核心。《庄子》的"无"既不是空无,也不是虚无,而是蕴含了五层含义:一是与"有"共在的"无";二是"有"之"无",这是对自然之"有"的超越;三是作为否定的"无",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如果说前三种"无"构成了"物"之"无"的内涵的话,那么,第四种"无"则是形而上的"道"之"无",它是万物的原初本性,也是前三种"无"存在的基底;第五种"无"是"无无",与其说它是"道"之"无"的否定,毋宁说它是真正的"道"之"无",它要否定任何将"无"变成"有"的企图。《庄子》之"无"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审美既不能见物不见人(道),也不能见"有"不见"无"。     

以“气象”为审美核心的《人间词话》

"作者"、"作品"、"审美"是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三个关键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对《人间词话》中作为"境界之魂"的"气象"范畴作以解读。"作者之气象"是要词人不仅具有真性情、雅量高致,且能"出入自如";"作品之气象"则关注文本内在之"神"及壮观之境界;"审美之气象"则崇尚"不隔"之境,言外之味的自然流露。由此,从"气象"审美的角度出发,又再次回归到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理路之中。     

俞琰对易数、河洛之书的驳斥与考辩

俞琰易数观仅承认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且认为九宫数等皆推衍附会之论,其中天地之数是诠释宇宙生化之模式,大衍之数经天地之数推衍而出,呈现了人事吉凶变化之模式。河洛之论由来已久,其后逐渐成为画卦之依据,俞琰批驳了过去各家对河洛的看法,特别对孔安国"伏羲据河图画八卦,大禹因洛书成九畴"的观点和刘牧"以五十五数为洛书,四十五数为河图"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又考证出河图、洛书仅是天意之指代,河图实乃河玉,洛书则是白石。总之,俞琰不仅驳斥了当时人们对"易数"和"河洛之学"的诸多观点,而且考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易数"和"河洛之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中国上古时代的精英之治

中国上古时代精英之治的概念就是"选贤与能"。"禅让制度"是精英之治实施的典范,对"帝"和"臣"的选举是"选贤与能"的运作方式和保障措施。上古时代以"选贤与能"为核心的精英之治,是中国吏治文化的基础内涵,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渊薮。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释义辨正

对于《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句,虞翻之直训、王弼形上之训、孔颖达"明道之大法"之训、朱熹"圣人做易自然之次第"之训、来知得"加一法"之训、王夫之筮法之训等,同异互见,各呈其妙,但释义均不尽通达。近哲高亨以天地释"两仪"、以"是"为"太极"之训简洁明了,思路却与宋明诸儒相同。实质上,从《易传.系辞》和《易纬.乾凿度》对此句的以经解经、以传解经以及刘大钧的考辨中可以看出,其要义在于合本体与功用为一体的哲学之思,诸家注解之异乃各取所需的结果。     

荀学“天人合一”思想探讨

荀学体系中的多个命题包含"天人相分"思想,但其真正目的在于证成"天人合一"。否定思孟学派"心性合一"的认识论致思模式,荀学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中寻求论证。"心物之合"的本质在于从结果上论证二者之合产生的概念、思维等如何有效地反映客观实际;"性伪之合"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内部的合一,在自然之"性"与后天之"伪"二者之间实现相互沟通与化成;最后达致"天地人之参"的世界之"合"境界,这是荀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真义。     

“质测即藏通几”说申论——兼论方以智的中西文化观

"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质测"之学是对"物类"之性情以及"物则"的考测和认识,它主要解决知识的问题;"通几"之学则主要是解决修身与内圣的问题。"质测"只能以认知之心("独心"或"小心")测出物理、化学之理,并不能测出"于穆不已"之"几",因为动态、超越的寂感之"几"不能用量化的、经验的"质测"方法获得,必须依赖道德本心或"公心"。方以智通过"公心寓于独心"之"寓"完美地解决了"质测即藏通几"之"藏"的理论困境。这种方法与当代新儒家解决内圣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论“寂”之美——日本古典文艺美学关键词“寂”的内涵与构造

"寂"(さび,sabi)是日本古典文艺美学、特别是俳谐(haikayi)美学的一个关键词和重要范畴,在日本古典俳谐论中的"寂"论及松尾芭蕉等人的俳谐创作中,"寂"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听觉上的"寂之声";第二是视觉上的"寂之色";第三是精神内涵上的"寂之心"。"寂之心"中又包含了"虚与实"、"雅与俗"、"老与少"、"不易与流行"四对范畴。"寂"体现于具体的俳谐创作中则是"寂之姿",是一种摇曳飘忽、余情余韵的"枝折"(しおり,shiori)乃至"细柔"(ほそみ,hosomi)之美,由此,"寂"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