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分田劫假”与土地兼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指斥西汉时期“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这条史料历来受史家注目。何谓“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     

汉代的"分田劫假”与豪民兼并

"分田劫假”语出<汉书@食货志>并<汉书@王莽传>,是王莽批评汉代税制的虚伪性时提到的一个概念.对"分田劫假”句意的理解,自颜师古作注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从汉代农民的实际赋役负担已接近"实什税五”的事实,可以推理出"分田劫假”乃"劫假分田”之倒装句,意即豪民劫夺"假民公田”之"田”,再转假给贫民、流民,收取"见税什五”的地租.它说明"分田劫假”已成为豪民兼并土地的一种形式.     

西汉诏令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

西汉诏令以其特有的方式多维度地反映了西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实况,它不仅为理顺西汉政治与人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也为儒学在西汉的发展与凸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汉诏令也映现出那个时代的哲学趋向与人文图景,其自身所凸显出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更是为东汉乃至后世的诏令提供了基本范式。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被融进西汉诏令中不仅反映了西汉政治的价值向度,而且也彰显出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中的实际价值。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辑补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汇集了北宋皇帝所给西夏的各种诏令共计66条。内容涉及进官、赐物、答问诏、赐佛经等诸多方面。其内容多取材于政书及档案,原始性强,对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西夏目诏令有一些未收其中,散见于宋人的文集中。就笔者所见的23条特以辑补。同时对一些未系年的诏令略加考订。     

典范政治与西汉皇权——以父慈子孝政治思维为视角

汉代倡导孝治,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皆以保民爱民的"民之父母"身份君临天下,发布诏令。他们同时也是得到天命的"天子",被天下臣民尊奉为"天下家长",成为天下人心目中敬仰、效法及尽孝的君父和典范形象,这在朝臣的上疏进谏中多有体现,由此形成了西汉天人关系架构下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和皇权政治模式。西汉中后期,随着社会积弊的日益深化,皇帝作为天下君父之典范形象发生动摇。在朝臣上疏谏诤的话语中,深刻体现了父慈子孝政治思维影响下所派生出的以典范与失范为重要评价标准的皇权认同。西汉臣民对皇权尽孝的条件等涉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问题也依托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而建立起来。西汉皇权就在这样的政治思维作用下不断消长沉浮。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汉代“劫质”行为与未成年受害者

汉代“劫质”行为是军事政治争斗的手段,也构成了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劫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是常见的情形.研究当时未成年人生活,应当对于“劫质”现象中的相关情节予以关注.有人“劫执”桥玄少子以“求货”,桥玄以强硬态度拒绝,并力促攻击犯罪者,致使其子被杀.桥玄又建议朝廷“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据说因此降低了“劫质”发案率.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面对“劫质”犯罪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处置方式,可以看作社会史和司法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未成年人在法律和亲情复杂纠结时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命权利在作案者和办案者双方都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其生死在历史记忆中往往缺失的情形,都值得人们深思.     

试析汉初“末业”发展的原因

西汉王朝建立至汉武帝即位这六十余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在秦末战乱的基础上出凋敝而恢复而发展,被称为“末业”的工商业亦随之繁荣起来。为什么在“重本抑末”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会出现汉初的“末业”繁荣呢?一汉初“末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论及汉初的“本末”政策时,许多学者往往据刘邦的诏令而认定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了严厉的抑商政策。对此,我们应结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就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继之以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楚汉相争的烽烟,连年战乱使得社     

铁榜诫侯论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缓和阶级矛盾，都适时地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律。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了“奉律”，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深感“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便令萧何根据《秦律》而制定了《汉律》。如果说，秦、汉律多是针对被统治者的，那么，到了唐代，李世民完成的《唐律》中，则出现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地主官僚过分迫害人民以缓和阶级对抗的规定。诸如对占地过多、“妄以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等不法行为已有惩罚的条律，朱元津自号吴王前，便已发生统治集团人物纵容豪奴破坏法纪，…     

西汉吏道简论

在西汉官吏选拔制度中,“吏道”(即由吏入仕为官)既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其他官吏选拔方式中的重要程序。宋人苏东坡认为,汉代官吏“出于郡县吏”。尽管此话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嫌,但也基本符合西汉的实际。然而,千百年来,苏东坡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西汉吏道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     

老子思想与绿色文明

老子认为，自然界是通过“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形成、自 然演变、自然消长的，人类社会应该效法自然，通过“常无为而无不为”而达到“无不治” 。新世纪的以递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大和谐为目的绿色文明，可以说，是在某 种意义上向老子所构想的社会模式的回归。世界终将实现大和时代的“无为而治”。     

田黄石专场亮相西泠秋拍

赵之琛的作品传世不过千余枚，其中田黄者甚为稀少。而此次则有两方田黄石章亮相。一是闲章“浩气横秋宅”，一是方章“伯鲁翰墨”均为其作品。后者见着于《丁丑劫余印存》。     

灾异政治与汉唐“冬无雪”史料的文本反思

“冬无雪”是反映暖冬或气候干旱的典型现象。汉代记载较少，唐代明显增多，该变化一直被部分学者视为汉唐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但实际上，“冬无雪”记载的变化还与汉唐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兴起的社会背景相关。尤其是西汉后期，宿麦的推广使“冬无雪”成为影响作物越冬的重要灾异现象。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无雪”又沦为灾异天谴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蕴、思想内涵与文化表征，并伴随史书记录灾异功能的强化而被逐渐重视。所以分析汉唐“冬无雪”等气象史料，应从气候变迁的单一视角，转向对史料所蕴含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与文化内涵的多维解读，以重新认识其文本指向与文本价值。     

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兼与日本学者西鸣定生教授商榷

唐代敦煌户籍、手实中,不见私田这一土地名目。但从其田亩四至的连接关系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到私田的存在。大历以前敦煌户籍、手实中的永业、口分、勋田、买田的田亩四至中常出现“自田”字样。但这里所谓的“自田”,不是一种土地名目。它只是表明该户永业、口分或勋田、买田旁边还有一块属于该户的土地。这块土地有可能是该户入籍的永业、口分田;也有可能是该户的私田。各户的田亩四至“自田”究竟属于何种情况,必须依据各     

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昭君出塞及王昭君墓葬的若干问题辨析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自西汉始“昭君”之名屡见于文献、文学作品等,其重要性也引起后人关注。随着昭君出塞事件的广为流传,王昭君墓遗址的出现时间、墓葬地望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就有十余座昭君墓,其中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城南王昭君墓,目前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之一,其形制特征和地理位置均与文献史料记载一致,故应是史料记载的王昭君埋葬之地。弘扬昭君文化,阐释好昭君出塞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对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析“田”

西周金文中的“田”字是否包含超出“耕地”的其它含义,这从来为人们所忽视。本文首先分析了西周“田”与“邑”的异同及联系:1.二者虽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2.“田”必定与一定的“邑”相联系;3.“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其所有者。由此认为:“田”特指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被剥削者生产必要产品的耕地不在其列;为了实现剥削,“田”必然还包含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解放前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地占有制是说明“田”的特征的很好实例。然后以此观点解释了西周经济史上的两个问题:1.“贮田”,认为这只是对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在贵族之间的转移,它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也不是改封,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的新现象;2.“公田”、“私田”,认为这只是“田”分配于不同等级贵族而呈现的不同形态,并不包含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最后探讨了先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认为不应当以“土地所有制”来说明生产关系,相反,应当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来考察、解释土地占有状况,由此可能为先秦经济史研究开出新生面。     

诏令中的政治史：高宗武则天时期诏令文之语言维度的考察

高宗武则天时期是李唐高层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诏令中的语词特别是“风度”类语词的变动即体现了此种变化，也展现出语词对于政治合法化的重要影响。而“武则天”在政治言说中自事件描述至观念表达的概念化同样是有足够文献依据的语言现象。此时期政治生活的复杂变动导致了诏令在形式上体现出景观化与破体为文的特点，这也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另一重印证。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