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审美文化研究与美学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文化研究的兴盛与全球审美化浪潮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美学危机的回应,是中国学者试图走出美学困境的一种努力。现代美学的衰落催生了审美文化研究,审美文化的勃兴又使美学的转型成为可能。美学从以艺术为中心转而面向生活世界,从追问美和艺术的本质转而探求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转换的机制,从普遍性的抽象思辨转向具体现象的形态学分析。美学的转型是美学研究对象和美学基本问题转换的结果,但美学的哲学性质并没有改变。     

论审美文化的社会控制

审美文化控制是主体对审美文化进行自觉调节,使之适应主体需要的审美文化活动。审美文化控制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文化控制能够整合和发展审美文化,更好地发挥审美文化的社会作用。审美文化控制的主体是国家,社会集团和文化界,它们分别控制着审美文化的物质文化层(物质价值)、现实文化层(现实价值)和审美超越层(审美价值)。审美文化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审美文化控制具有多层次性、间接性、动态性和宽容性。与审美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审美文化控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趋势：1.由少数人控制转向多数人和全体人民参与控制;2.由消极控制日益转向积极控制;3.由偏重意识形态转向偏重审美;4.控制主体日趋多元化,控制导向日趋多向化。     

式微、抵抗与坚守——20世纪90年代批评转型视野中的审美批评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面临着范式的转型,审美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一种理想的批评范式沦为多元批评标准之一元.这当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样式发生改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的兴起与审美批评逐渐式微是相伴而生的.审美批评往往被作为抵抗批评退化的武器.在审美泛化的背景下,审美话语和审美批评常常被溶解到其他批评话语之中.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诚挚的作家,他们一手搞创作,一手作批评,努力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审美精神.     

发现特殊——美感生成观新探

美感是审美主体发现审美客体 "特殊"的情绪、声、光、色、形或运动态势的积极结果."特殊"要转变为主体的美感需要依赖三个条件:第一,客体具有审美潜能;第二,主体具有审美潜力;第三,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建构起审美关系.所以,发现对象的"特殊"是美感产生的前提,审美关系的建构则是美感得以产生的条件.     

教科书审美对话及其价值实现

教科书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间的对话活动。教科书审美对话以编写者与不同主体的对话为起始点,以师生与教科书文本的对话为核心,在师生、生生之间的对话中多维推进,最终走向个体心灵的自我反思性对话。在教科书审美对话展开过程中,教科书文本的审美意蕴被发现、拓展与丰富;师生在对话中生成与升华美感,走向审美的自由境界;蕴含在教科书审美价值生成中的多重价值随之共同生成。     

论审美关系中的审美对象

审美关系是审美活动发生的重要条件,划清审美的对象与审美对象的边界,将有助于认识审美关系发生的内在机制;审美对象离不开对象中的潜在的审美元素,更离不开人的参与;从审美的对象到审美对象的转向依赖于审美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审美主体的参与;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是对象性的存在,体现了审美对象的形象性与情感性的特征。     

论音乐审美主体偏好的差异规律

音乐欣赏是一种感性的审美活动,欣赏者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是由不同层次的人组成的。因而,音乐审美主体对音乐审美客体的偏好也迥然各异。本文从音乐审美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出发,探讨了音乐审美主体的偏好差异规律。     

人的命运——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评论史

本文认为,在《静静的顿河》问世的第一阶段(1928年—40年代),苏联评论界对葛利高里毁多于誉,有的批评家甚至将他称为“人民的敌人”。这是由当时文艺思想的大背景决定的。第二阶段(1953年—80年代)肯定葛利高里的意见占了上风,他由“人民的敌人”转而成为“正面英雄”。这反映出苏联文学批评方法和价值观念的转折。实际上,作家有意识忽略了葛利高里的历史伦理价值,突出了其审美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生成与延展来自于感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历史诉求都通过美学的知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此种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变革。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化国家领导策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分化。面对市场伦理对大众文化的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以及文学审美实践的影响,大众审美文化以面向大众的姿态、平等多元的共存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介入性视角给美学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形成了从“终结”到“延续”的历时性叙事,“美学热”的精神理念与启蒙热情将持久地影响未来美学的发展。反思从“美学热”到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也存在“光晕丧失”和“主体困惑”等理论缺失,但也显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思考空间。     

谈审美关系

审美经验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审美关系的研究,审美关系涉及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在审美主体的感知之下得以显现,审美主体获得美感又依赖于审美对象的存在,因此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审美理想的寻找与迷失——城市日常生活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审美取向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表象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在给人们带来视觉的审美享受、改变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现象。本文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日常生活与女性写作的审美取向变化,探寻女性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在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碰撞、融合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审美理想的找寻与迷失的状态。     

先锋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从余华90年代的转型谈起

余华 2 0世纪 90年代的转型表现在由个人先锋立场向民间立场的转变 ,作品流露出明显的民间化倾向。但民间化倾向并不意味着对先锋的悖离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先锋写作 ,这种先锋性表现在两方面 :以民间化语言出之的现代叙述方式及对生命主题的哲学升华。民族民间化使先锋文学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论陕西文学的审美形态及其流变

陕西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审美形态发生着明显的流变.20世纪前半叶陕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的是悲壮情怀;从40年代开始,追求崇高成为陕西作家们的创作主旨,塑造人物注重于形象和精神方面的高大完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叙写人生苦难成为陕西作家创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这种人生苦难,主要体现在生活罹难、情感(爱情)煎熬、精神苦痛等三个层面.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加以审视,其创作流露出文化困惑与批判意味,文化悲剧成为这一时期许多作品主要的审美特征.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的审美观照

海登·怀特的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是在弗莱故事原型理论、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与尼采审美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海登·怀特的四种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分别突出了喜剧妥协论、悲剧的“融合”趋势、浪漫剧的“救赎”主题和讽刺剧的“反救赎”主题,阐释了历史文本中的快乐体验、忧郁体验、悲壮体验和挫败体验。他将这一理论用于研究十九世纪欧洲经典史学著作,是对经典历史文本的审美阐释、对历史“瞬间美”的挖掘和对改造历史的审美尝试,彰显了现代审美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     

论通俗音乐的美学意义

通俗音乐与严肃音乐相比 ,通俗音乐的欣赏群体最广 ,社会需求量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 ,特别是进入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超高速地向前推进 ,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音乐艺术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 ,通俗音乐在强大的传播媒介支持下 ,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流行性 ,中外已越来越趋于一种大融合状态。通俗不等于庸俗 ,通俗音乐也不同于流行音乐。从音乐行为和音乐观念两方面来看 ,通俗音乐自有其独特的审美意义。     

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纪实性电影的电影形态

文章将巴赞的纪实理论作为讨论的起点 ,旨在阐述其所确立的纪实性电影美学的美学特征 ,并以之为参照 ,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纪实电影的新的电影形态。巴赞纪实理论的基础在于他尊重事物本身的纪实观 ,《民警故事》、《小武》和《过年回家》这三部中国纪实电影的代表作都继承了这种纪实观 ,并具体表现在影片的影像和叙事结构上。通过审视该美学在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创作中的独特面貌 ,可以发现中国电影人对这个曾被巴赞誉为具有深刻审美性而至今不衰的美学原则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姚贾与山水田园诗歌审美主题的嬗变

中国古典诗歌的山水田园审美主题通常被认为是以陶、谢、王、孟、韦、柳等诗人为代表,但山水田园诗歌的表现传统却并未就此而停歇。在中晚唐之交,姚贾及其追随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续写了山水田园诗歌的传统。宋以后,随着姚贾诗风的广泛流传和人们对有唐一代诗歌审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诗论家将姚贾二人视为以陶、谢、王、孟、韦、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歌审美主题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