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

抗战时期,身居昆明的沈从文写下了很多关于云南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多方面披露了抗战时期的云南世俗市侩的社会风气,还刻画了一类"软体动物"似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形象.与"湘西世界"相比,这时期在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是一个让人痛苦、使人无奈的现实世界,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这一时期也是沈从文创作技巧和思想渐趋成熟,并且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也深入到沉潜的重要时期.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生命哲学的寓言——沈从文小说集《月下小景》

沈从文的小说集《月下小景》创作于1932年至1933年,集中九篇小说,除作序的第一篇外,其他均为《法苑珠林》中佛经故事的新编。这些新编故事和原佛经故事一样,都不是按照真实性原则描写现实人生的小说,而是寄寓哲理的寓言,不同的是原佛经故事所寄寓的是佛教哲学,而新编故事所寄寓的则是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是爱与美的哲学。它把人分为“生活”的人和“生命”的人两种。“生活”的人,不脱动物本性,所求为食与性的满足,虽有所爱,但这爱的基础不外是情欲,由于目标容易达到,所以常常陶醉于生活的完美和幸福中而成为惰性十足、无所追求、丧失生命力的     

论沈从文抒情小说的思想基础

沈从文的抒情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评论者的注意和重视。人们交口赞誉作品中浓郁的抒情性和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但是,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小说的思想基础和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至于认为“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下)》),或把他贬成“说故事的人”(苏雪林:《沈从文论》),或对某     

故事怎样被创造成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之我见

本文拟对人们把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习惯性解读成一篇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进行质疑,主要通过对文本中"故事"--小说、神话--象征、故事讲述者--作者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层层递进,从而揭示沈从文精神上的深层次的文化困境.     

故事怎样被创造成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之我见

本文拟对人们把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习惯性解读成一篇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进行质疑,主要通过对文本中"故事"--小说、神话--象征、故事讲述者--作者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层层递进,从而揭示沈从文精神上的深层次的文化困境.     

石韫玉而山晖——谈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

<正> 文学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这就是白居易说的“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的道理.读沈从文的作品,可以窥见沈从文的为人.如能正确认识沈从文的为人,就能更好地科学地理解评论沈从文的作品.知人论文,首先要知人,才能把文论好.沈从文能走进神圣文学殿堂,建构起一座文学上独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希腊小庙”,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接触     

论沈从文小说故事观的艺术运筹

沈从文不仅是一位抒情小说大师,更是擅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故事观艺术性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实践中:用故事来抒发情感;"求真"与"求美"、"写实"与"写梦"相结合;长于用情节的逆转手法;象征化的叙事等等,显示了极其深厚的叙事功力.     

论沈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

沈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试图通过对沈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作较为全面的梳理、概括和分析,以肯定其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永远的“希腊小庙”——英译《边城》序

曾经因为沈从文的乡村中国的故事如此贴近乡下人的生活及其重要场景,以至一本1947年的沈从文英译选集就被题名为<中国土地>.伴随着沈从文的文学声名,那片土地在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被推翻了.30年后,当激进的毛思想终结之时,中国的批评家们重新发现了沈从文.他们称他为唯一的中国战前本土文学或乡土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也许还是奠基者.1980年代将乡土主题和轻柔风格相结合的沈从文式的写作手法,随中国后毛时代的文艺复兴而颇受追捧.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盗墓者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有很多鬼神故事,有一类和坟墓有关,且很多人还得到鬼的馈赠;还有一类直接说墓主自己出来卖随葬品.正如这些故事中有的人物所说:"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这类故事是带有游侠色彩的叙述者编造出来的变形的盗墓故事.     

沈从文小说的故事形态及其现代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抒情化的潮流中,沈从文逆势而动,高举“故事”大旗,对小说叙事性因素给以格外关注。沈从文采用民间故事素材和母题,改写佛经故事,模拟口传故事,创作了《月下小景》框架故事集;此外,他还善于布置悬念和伏笔,制造逆转效果,突出题材的非凡性与人物身心反应的平和之间的张力,这些都使沈从文小说的故事形态丰富多彩。故事性具有保存素材、原料的特质,它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具有内在同构关系。故事性要求小说回归本体,给叙事性和情节铺排演绎予以突出关注,这对现代中国小说追求抒情化的倾向是一个反拨。沈从文要求小说在回到基本面和本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主张,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月下小景》考

<正> 沈从文短篇小说集《月下小景》,题为集名的那篇作品依据于黄罗寨的故事,其他八篇均取材于《法苑珠林》中所引各种经典.笔者认为,要揭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奥秘,如不指明在素材处理方面——关心什么,有什么创新——只是单纯地就素材的生发敷衍详加分析,那是不可能搞清楚的.此外,他在1932、33年间写过一些取材于佛教故事的小说,其中有的只不过是把文字译成现代白话.这些作品的写作动机是什么,思想倾向是什么,共同的主题是什么,曾经依据什么传说,联系同时期写的其他作品,很好地研究一番,发表自己的看法,便是本文的写作意图.《月下小景》最初的设想,是写成象《天方夜谭》式或《十日谈》式的百篇故事.但“由于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现     

湘西的骄子 东北的才女——沈从文与萧红的平行比较

<正> 沈从文和萧红都是三十年代现代文坛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一个在湘西,一个居东北,各树一帜.他们都以真切、动人的笔触,忠实地记录了湘西和东北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以及三十年代旧中国不同层次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画面.纵观沈从文和萧红的思想文化、创作态度、文学主张、艺术修养及创作品格,常常给人一种相通相融而又扑朔迷离的艺术感受.湘西的沈从文与东北的萧红几近同时出现,恰如两颗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闪烁.不同的地域     

和谐社会的文学体验：超越时代的沈从文

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民主、自由、解放、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政治主题。文艺政策所规范的主流文艺创作,呈现出一往无前的反传统激进状态。沈从文自觉游离于文艺主流之外,为时代先锋诟病和批判。当和谐社会的名词进入我们的眼帘,我们惊奇地发现沈从文沉稳地扎根于普遍人性的净土,六十年前即潜心营造理想心灵家园,以善、美和悲悯为我们提供了和谐社会的一种范式。现实社会中道德人性的回归和重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依然能够得到启示。     

雅歌与挽歌--《圣经》视角下的《媚金·豹子与那羊》

沈从文不是基督徒,但他与《圣经》有不解之缘。上世纪20年代初他在北京寻找文学理想的那段艰难时光中最常阅读的两部书就是《史记》与《圣经》。那段时间的创作中,除直接以教会经历为题材的《蒙恩的孩子》等作品外,《月下》、《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也不乏基督教的祷词和喻象。沈从文1929年创作的《媚金·豹子与那羊》(以下简称《媚金》)与其他的苗族传奇一样,被人读解为“一对青年为了浪漫的爱情而牺牲的故事,颂扬了他们的坚贞不渝。”[1]沈从文生前曾多次感慨自己小说的不被人所理解:“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     

沈从文创作心态流程透视

<正> 近年来,对于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由单一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的评析扩大到从伦理、哲学、历史文化背景等多种角度进行的开拓和挖掘上.这些研究使我们对沈从文的价值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把握.但是,研究尺度本身的局限性也使我们的思维受到了一些限制,譬如我们常常是站在形而上学的视点上来审谛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片面地强调作品外部机制的配合作用,甚至生硬牵强地拿出某些作品来论证我们的观点,却忽略了审美主体的心     

沈从文不答刘文典

<正> 在西南联大老同学中间,尤其文学院同学,流传过一段刘文典侮慢沈从文的故事,刘沈两位先生,一旧一新,都是联大的名教授.学生们好奇,对名人逸事津津乐道也乐闻,但大抵都不甚以为意,当作趣闻传说的为多,最多也不过持通常观点,认为是文人相轻一类话头而已,这段掌故若断若续地传说了将近半个世纪,近年只偶而还听人提起.忽然最近听到Y君,他从广州暨大到北京出差,路过济南来看看我,告诉我说:有一位老联大,正编纂校史的SH君,表示应为刘沈事件正名,说过去传说刘文典侮辱沈从文先生的事不实,没有那回事,应予辟谣,以正听闻.刘沈两先生都已作古,真正有谣,自然是辟了的好,不但可以为两造洗刷干净,还卫护了学校的声誉,一举数得,确是美事.但回头又一想,也不能不想,如果所谓辟谣仍然是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老一套,实在不如不辟,何必多此一举.     

欲望达成: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本意义

用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来分析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本意义.沈从文都市小说既非是为创造一个与其湘西世界相媲美的都市世界,也非为泄一己之愤的工具,而是以梦的伪装形式,歪曲地表达他的欲望满足,即找寻理想的生存方式.沈从文都市小说中不合理性、极端偏执的思维方式,正与梦中的思维形式相吻合,这正是沈从文在小说中对都市人物进行极端丑化的根本原因.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