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内部分化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利用2009年在温州市进行的人口结构变化专项调查资料,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采用数据交叉分析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的分化,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分类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尚未有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打算,但滞留趋势明显;打算最终返乡的流动人口比例较高,非永久居留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存在明显分化。结合以上分析,讨论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分化对制定流动人口政策和选择城市化战略等方面的思考。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文章根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使得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普遍增强个体留城意愿的同时,以大学专科学历为界限,高学历者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居留意愿.收入水平的增加显著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居留意愿,以6000元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在追加了住房支出变量后,发现伴随着住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同时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表现出抑制作用.     

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避孕模式变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其对生育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避孕是生育的中间变量,通过对避孕模式变化的深入探究可洞察人群生育取向的变化趋势。流动人口中育龄人口比重大,避孕方法使用率高,可能有较为明显的政策效果辨识度。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解决一般线性模型的共线性问题,探讨流动育龄妇女是否采用不可逆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并描述其动态变化。研究不仅探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主要从政策角度)层面因素对流动妇女避孕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察了可能存在的时期与队列效应,即政策效应及作用人群。研究发现中国流动育龄妇女采取不可逆避孕比例随年龄下降而减少;不同出生队列避孕方法选择存在差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较大的1976-1984年的出生队列更倾向采用不可逆避孕措施,而年轻队列主要使用短效避孕方法;时期因素对流动人口避孕方法选择的效应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可逆避孕的使用率大大降低,对未生育的或已育一孩的流动妇女的避孕模式有显著影响,子女性别构成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性别偏好对避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避孕方式的改变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影响的结果,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其有深刻影响。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

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来居留地点的选择受到父辈的影响.文章基于反事实框架,发现父代流迁经历与子代居留意愿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父代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流迁经历除了具有直接的影响,还将通过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子代的居留意愿.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母亲的流迁经历会产生直接影响,父亲流迁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人们做出居留决策时,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受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父代的流迁行为将对子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有助于未来子代实现“留城”行为.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我国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本文通过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较高、月平均收入较高、月生活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使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女性留城意愿略高于男性;"90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较弱,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城意愿;初婚、再婚等婚姻状态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未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逐渐增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留城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者;而房租、房贷等住房成本与平均收入相互制约,表现为随着住房成本的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提升,但对高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加入生活成本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随生活成本增加而增强,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中、高收入水平下的留城意愿,并使各收入水平下留城意愿的差异减弱。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政府姿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北大核心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河南省流动人口体育健身现状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635名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发现,只有18.2%的流动人口有体育健身的习惯,通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实证后得出：河南省流动人口的体育健身行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幸福感、长期居留意愿、居住类型、孩子数、日工作时数和参保状况的影响显著,而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等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体育健身状况的建议和对策。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正逐渐成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较为不同的客观经济社会属性和主观认知特征,而其生活满意度又将影响其未来的市民化决策。本文基于2012年江苏省外出青年农村流动人口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对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客观属性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主观认知的不同则更多体现了时代背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