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为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可预见的将来 ,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地区外交的有力依托 ,而加大与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协调的力度 ,改善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将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方兴未艾的亚洲区域主义潮流以及中国在地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等因素 ,使日本的地区战略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变数。     

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

鸠山内阁在外交政策上强调民族主义,外交自主性有所提高,同时谋求适应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构筑新日美同盟关系。而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核心的日本亚洲外交将成为新的对外战略重点,并争取在构筑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战后日本的公共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限制,公共外交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为达成其外交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其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约,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战后日本对外方针构建的意识原点——外务省战时外交反省报告评析

旧金山和会前夕,日本外务省奉令秘密开展了一场名为战时外交反省的调研活动。其结果虽一定程度上检讨了战时政府当局的外交失误,但分析外交失误主要原因之际所显示的二重外交批判论和褒美贬苏意识,在制约反省报告的客观性和深度的同时,给媾和对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前提,成为战后日本构建对外方针的意识原点。     

日本亚洲经济外交的新动向

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日本经济增长愈发与亚洲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面对日益扩大的亚洲市场,日本亟须利用亚洲市场帮助国内经济走出长期低迷,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构建对未来亚洲市场体系的主导权。日本政府对其亚洲经济外交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经济外交推进本部,针对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全力推进基础设施技术出口。与以往相比,调整之后的日本亚洲经济外交凸现出经贸化、功利化和机制化发展的新动向。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

日本外交在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美军占领期面临两大历史关口,做出了不同选择.冷战后日本外交又面临第三次历史选择,经过政策争论形成了共识,即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种"中间路线"往往带有一定"倾向性".因此,捕捉这种"倾向性"就成为理解日本外交政策发展方向的关键点.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和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一个"古怪"而"特殊"的国家--战后日本"国家再造"虚实探

日本是个"特殊"而"古怪"的国家.笼罩在民主国家光环下的是传统的氏族政治原则.天皇制虽在政治领域失去了"硬权力",却在传统的文化领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软权力".近代国家神话的幻灭,使国家成为"恶",而被美国人改造后的国家因背离了日本民族熟悉的认知体系(国体)而显得陌生与苍白.国家的功能因被阉割而沦为"半主权国家",但"吉田路线"这一因祸得福的选择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冷战时期的最大赢家.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

文化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文化外交理念、机构和内容三个方面的变化来分析。首先,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次,日本文化外交机构随着这种理念的更新而不断完善;再次,日本文化外交内容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历史问题的处理方法,成为影响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     

结盟对国家崛起、发展的影响--以日本为例的历史分析

结盟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它对塑造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一定作用,但也可能给参与国带来危险,它可能为崛起国家所用,也可能为防范其崛起的国家所用。因此,崛起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同盟前要慎重衡量其目的及利弊得失。结盟对日本国家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也对其崛起、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结盟对于日本的崛起以及崛起的东亚存在挑战。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