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文化审美品格的空间包容性及其生成

从沈从文作品乡村文化世界中表现出的种种生命形态、人性美和人性美的重建、乡村文化世界的生成三个方面 ,探讨了沈从文作品文化审美品格空间的巨大包容性 ,及其生成的乌托邦意义。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

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体形象,农民形象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丰厚充盈。依据其自身审美内涵的差异性,农民形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文化表征型、现实镜像型和生存喻指型。文化表征型农民形象源于作家文化批判与重建的强烈诉求,农民的文化能指意味愈趋明显。现实镜像型农民形象则折射出现实乡村变革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改变与塑造,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家的叙事焦点。生存喻指型农民形象突出农民的生存意识,彰显出作家以自由自在的乡村文化心态和自足自立的乡村民间生存原则对抗意识形态同化改造乡村的文化意图。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迁移,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必然会产生新质,克服当前农民叙事缺陷也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自媒体情境下乡村文化传播的重建

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以报道和关注乡村事务为主要内容的自媒体成为乡村文化传播重建的关键因子。新媒介的技术迭代和社会化使用,使其对乡村的侵入和嵌套度与日俱增,农民的文化参与和创造意识得以持续提高,传统的乡村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被深度改变,既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再生性发展,也使得乡村文化传播被解域。搭建县级智媒平台、加强虚拟公共空间建设、实现分层传播,才能完成乡村文化传播的重建。     

从“送来文化”到“自办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阵地的建设,并提供更加多样的、适合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应当突出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他们从以往的"看客"变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农村的集体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塑造乡村文化认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支持农民自办文化等集体文化活动的发展。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主体性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村社区是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和重要阵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属于政府主导的规划型变迁,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导致文化空间“脱嵌”,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及其再生产机制难以为继;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型引发多元化、个性化文化诉求,与供给侧“文化输血”单一模式形成结构性矛盾;长期处于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将诱发社区文化主体性阙如并导致文化秩序重建困境。采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并基于J省N市的实证经验,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要聚焦“农转居”后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素禀赋,尤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     

当代乡土审美语境中的农村环境艺术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城市强势发展的双重影响下,农村陷入生态困境与审美误区,“千村一貌”与城乡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传统乡土审美语境面临挑战。农村环境艺术设计应吸取城市的经验与教训,以当代农民为审美主体,既要尊重农民追求物质生活的愿景,体现时代气息,又要传承乡土文化与精神,保持地域特色,留住乡愁。     

乡村振兴中人才培养和流动的管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意识的影响,大部分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战略缺乏认识,存在着“等靠要”思想,很少主动学习先进文化知识和技能技术,缺乏对新事物、新技术的学习接受能力。这一问题造成我国乡村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本文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对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培养以及管理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振兴中人才培养和流动的对策,旨在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当代中国农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及构建途径

农民的精神家园,是农民精神生活的港湾,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团结互助的精神动力。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代中国农民共有精神家园逐渐荒芜。构建当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家园,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借鉴吸收其他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发展具有乡村特色、乡村风格、乡村气派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先进文化,使乡村传统文化生命力更强、魅力更大,进而推动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民宿的开发与设计探索——基于乡土聚落视角

乡村聚落承载着地理人文、农耕进化、乡愁乡思,给民宿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物质环境、文化民俗及情感基础。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如何进一步开发和设计具有加强主客交流、承载乡愁乡思、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等优势的民宿,并在保护特色乡土聚落和地方建筑的同时,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振兴乡村、建设新型乡村文化的目标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重点。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谁的乡村建设？——基于乡村建筑变迁的观察和思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乡村建设中农民房屋建筑类型从特质性的“匠心独具”到同质性的“千村一面”，再到异化性的“自厝同异”变迁路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保护危机，也深刻揭示出建筑变迁背后暗藏的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多元矛盾和博弈。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被消解，成了被建构的对象或客体，而地方政府却不断强化构建主体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当前乡村建设呈现出五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城市消费者休闲情趣的乡村建设；二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家乡情感的乡村建设；三是为地方政府凸显政绩的乡村建设；四是为开发商投资回报的乡村建设；五是为农民生存利益的乡村建设。不同参与者均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介入乡村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因此，要处理乡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赋予农民对乡村建设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转型时期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与重建

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价值取向的一种社会结构。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旧的乡村共同体,但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机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契合了传统农村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环境,顺应了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趋势,能很好地结合内外力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重建乡村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路径探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视角

在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文化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中心-边缘"政府治理结构往往将乡村社区视为文化建设的客体,而忽略其自主参与性和能动性。虽然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对改善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颇有成效,但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及不可持续性等问题。通过对闽东一个典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个案的"兴盛—没落—重建"变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建设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能起主导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应从社区能力建设视角构建新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即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社区资源链接能力的提升,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体系。由此形成的社区能力建设路径或许可以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转型和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方案。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农民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百年探索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我国乡村建设探索至今已有百年。百年探索中,农民教育始终是助力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乡村建设也一直以农民教育为重要抓手。百年回眸,农民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助力挽救乡村与拯救民族阶段(1949年以前)、助力恢复与发展乡村生产建设阶段(1949—1977年)、助力乡村全面改革阶段(1978—1999年)、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2000—2011年)、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阶段(2012年至今)。这一历程演进揭示出农民教育的逻辑机理：新时代,农民教育在逻辑机理上要一以贯之,在科教兴农、农民“精神重建”与“理想再造”、农民综合素质素养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感增强与主体性激发、农民生态环保意识培育上推进乡村振兴。同时基于已有经验,从思想、理论、制度、体系以及行动上,探索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大计、民族复兴大局的实践路径。     

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

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目标论析

确把握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目标是全面建成文明乡风的逻辑起点。从乡风文明建设目标追求的历程看,由于对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目标关照不够,而致乡风不纯,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协调推进。乡风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传统乡风培育的主要经验、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等文明乡风形成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乡风文明建设内在目标的本质内涵,即把新时代乡风建设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准则、以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为场域、以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宗旨的乡村隐性文化场。乡村隐性文化场大致由思想政治育人文化场、经济理念育人文化场和社会交往行为育人文化场构成。     

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

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变迁,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乡村文化却陷入了治理的错位,从而出现了外在的繁荣和内在的凋敝。为了实现稳健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以乡村为本位进行乡村文化生态的重塑,这就需要国家、集体与农民多方力量的全面参与,只有重塑国家介入与文化组织建设对接的文化发展新模式,以社区为治理单元的文化生态才能全面建立起来,乡村文化才有可能成功实现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