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外交的历史实践证明:极端的、强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而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战略性调整的最为主要的内容,也是中国外交走向科学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对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做出进一步拓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外交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性。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公共外交之所以成为显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球化时代外交转型、学科交汇和中国崛起共同汇聚的结果,反映了跨学科交流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然而,公共外交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处于发展之中,面临着严峻的学科发展挑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着纷争。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需要确立三位一体的指导方针,在宏观上把握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视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努力推进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     

提高现代城市文化内涵的若干思考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建设要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环节。提高城市文化内涵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原则、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城市文化建设的向度有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和生态文化。要注意新型工业化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城市建设要文化化、人性化、数字化、国际化。     

对城市外交视阈下外事翻译的几点思考

城市外交的有效拓展离不开外事翻译团队的贡献。长期以来,外事翻译管理渐趋行政化,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外事翻译作为特殊专业团队的职业养成。全方位创新实践,科学谋划,使外事翻译队伍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日臻完善,与迅猛发展的城市外交有机适应,是亟待地方外事部门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目前人们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高潮。为了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问题需要理清: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界定;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与邓小平外交战略有何区别;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尚待研究的几个问题。     

援助外交体制研究及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未来改革的可能选择

本文通过对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G20国家)的援助外交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归纳出独立机构负责型援助体制、多部门协调型援助体制、非政府化援助体制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体制,分析这三种援助体制的特点,着重关注不同类型援助体制与各国不同战略目标设定的切合和匹配。之后,针对中国对外援助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既有援助外交体制的改革压力,讨论未来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改革面对的三个可能选择。     

中国对中东的石油外交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世界石油储量的65％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进口石油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中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积极开展石油外交，通过政治高层互访、经济合作与援助、军事贸易与往来，有效地保证中东石油源源不断地供应中国，并有效地保证中国能源安全。     

强制外交: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兼论中国军事外交不同于西方强制外交的哲学基础

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是"强制",表现为"强制外交"。而中国军事外交概念则突出"交往",中国把加强互信、促进真正的和平作为军事外交的根本目的。西方国家军事外交建立在人性恶和权力政治基础之上,因此其内在表现则具有很强的胁迫性,而中国的军事外交则是建立在"善"的传统儒家交往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实践中具有多样性、平等性、互利性、合作性和预防性等特点。西方国家把正常平等的军事交往或预防性的军事外交作为策略考虑,通过军事外交达到了解对手并最终控制对手的目的。而中国的军事外交通过交流和合作的方式,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共同发展,把安全和发展结合,把自身和外界利益紧密联系,彰显"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战略智慧。     

城市外交与国家形象传播——以温哥华市为例

在国际关系领域,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水平发展迅速,城市之间的交往也愈发密切。以城市或区域为基础的次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外交方式逐渐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框架中重要的一环。温哥华市作为加拿大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城市,其城市外交起步较早、形式多样。近年来,我国城市外交的研究发展迅速,对温哥华市外交实践的研究,有利于为我国城市外交的发展提供经验。     

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与启示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对美战略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杰作。从相互对立到中美建交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尽管中美两国实力不均衡,但在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始终能够较好地维护中国利益,把握和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在中国实力日渐增长的今天,研究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对处理中美关系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内涵

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意味着酝酿近两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式以国家意志向内、向外宣传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中国梦的外交战略延伸。其本身具有历史的必然逻辑,将承载着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过程角色转型的重大使命。     

外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关于文化外交的几点思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步伐,世界正朝着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国际文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文化外交日益走向各国外交舞台的重要位置。文化外交即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和平性”,或称之为柔性。文化外交具有从“人为物而外交”到“物为人而外交”、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的三个层次。文化外交是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总体外交指导并制约着文化外交。     

中国的东亚地区外交:变化与内涵

中国的东亚地区外交既是受到中国自身需要的推动,又是对东亚地区事态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机会与挑战作出的反应.它的成长源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议程的启动与实施、自身对稳定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源于中国对地区性力量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东亚的政治经济日渐显现的一些新特征的认识,源于中国在与东亚日益频繁、紧密地互动中不断吸取到的有益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渐明确了以稳定、发展和参与、合作为内涵的东亚地区外交理念与政策.中国的东亚新外交塑造了它与该地区国家的新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秩序的新图景,并将持续塑造其未来.     

论首脑外交与法律外交的关系

在大外交之下的诸多外交概念中,首脑外交与法律外交具有很强的共生互补关系。首脑外交与法律外交都是有别于职业外交的次级外交概念,二者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但二者的有机融合会对总体外交带来极大的促进。首脑外交与法律外交的结合应该坚持首脑外交法律化、法律外交首脑化的原则,实现首脑外交与法律外交的创新发展,这对于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实现意义重大,对于提升我国外交水平,实现中国梦、世界梦、和谐世界的目标举足轻重。     

晚清地方外交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受地理因素、民众观念和地方官员对外态度等的影响,晚清外交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地方外交机构的设置呈现出先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后内地的时空特点;商务交涉在沿海、沿江地区发生最多,界务和教务交涉于沿边地区、内地居多。民众排外心理的强弱程度和宣泄方式影响甚至在特定时期左右着地方外交的发展走向。开明类地方官员能视具体情况,以条约为依据,灵活、平和地办理交涉;而排外类官员则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办理,以致时常将小事酿成大交涉。以上地区差异加剧了地方外交的复杂性、艰巨性,也是造成晚清外交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加拿大新公共外交评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加拿大开始了新一轮的公共外交攻势。通过国际广播、文化交流项目、国际教育项目和新媒介等新旧公共外交工具的灵活运用,加拿大公共外交迈入"新公共外交"的新阶段,其在达成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联邦与地方两级政府分权模式的影响、资金投入的相对不足以及国内政党政治的掣肘,加拿大新公共外交的前景不容乐观。     

国际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变化及原因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建国后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具体表现在对国际主义强调过多,对国家利益重视不够。“文革”时期国际主义甚至取代其他原则而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准则。改革开放后,国际主义在中国外交中被逐渐淡化。对国际主义的认识应该与时俱进,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外交中应继续发扬光大。     

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

近年来 ,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 ,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这大大有利于人们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和说明。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形成、发展及实施的情形 ,以及这一战略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点 ,可以看出战后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计划、有目标、有具体实施手段的对外文化战略 ,它扎根于美国的历史经历、信念和国家神话之中     

对国际变局与中国外交的若干思考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潮汹涌澎湃,国际形势面临着新兴政治力量崛起、新威胁挑战增多以及新舆论影响增大这些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局势、国家关系和各国治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一是国际局势更加动荡无序,全球和各国内部治理问题突出,国际社会面临共识难、决策难、行动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