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三孩生育新政是对之前相关生育政策的调整与补充.本文首先通过阐述三孩生育政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说明出台三孩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其次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孩政策的补充三个方面分析全面开放三孩的原因;最后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路径探析.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三孩政策背景下省级生育配套政策的文本聚类分析

【目的/意义】实施符合国情的生育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完善生育政策体系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现有研究集中在生育政策的变革成因、实践困境和制度构建。【设计/方法】文章收集31个省级政府的三孩政策期间生育配套政策，运用主题模型LDA算法处理102万余字政策文本，实证分析总体与区域政策文本的高频词和主题强度，通过政策文本聚类分析探究三孩政策背景下省级生育配套政策的侧重点和不足。【结论/发现】省级生育配套政策总体上主题结构不均衡和发文主体单一，整体侧重于保护型政策，鼓励型政策和服务型政策较为匮乏。受地区特殊性影响，不同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在生育配套政策上存在分布差异。基于此，从政策结构、政策主体、政策创新三个角度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取向分析

运用陕西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从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影响因素出发，对陕西省人口老分化趋势进行了预测，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探讨分析了完善陕西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取向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城镇化的影响

对湖北省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迁移偏好、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湖北省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儿童数量的减少不利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城镇人口数量,而20²4岁人口以及2024岁人口以及20²8岁女性人口的迁移意愿较强;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纯消费人口"数量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单位加快进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出生人口增加,成为劳动力人口巨大的"后备力量",对城镇化建设发挥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间接对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政策,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减轻后顾之忧。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家庭角度出发,探索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为研究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回归分析法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宏观上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微观上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也有重要影响,它提升了家庭未来应对风险能力,同时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限制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距,这需要政府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生育二孩和三孩,进一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独弦不成曲:“全面两孩”后时代生育政策中的“自我”与“他者”

文章引入源自却也超越传统"认同"研究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建构框架分析"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在对象与内容之上的"自我"困境,并从"他者"视角提出在"全面两孩"后时代政府如何从母婴保健、学前教育及妇女权益保障等具体政策维度来消除生育政策的"自我"困境,从而为"哑铃型"生育结构中在"生"与"不生"之间犹豫的人们打开生育机会窗口,最终利于"全面两孩"时代中国人口在规模与结构上的健康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星光计划”：作为一项老年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效果评析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及更好地满足老年居民的需求,自2001-2004年间,民政部在全国推行了"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旨在依托社区,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多种福利服务.论文将以系列政策文本为基础,结合对J市"星光老年之家"运行情况的跟踪调查及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简要回顾"星光计划"的政策背景、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效果,并重点分析其政策实施困境,进而提出几点看法.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⁴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上海"镇保"制度的实施困境与政策改进

作为上海首创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镇保"制度的实施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当前也遇到了资金短缺、政策冲击等困难.本文从政府预算列入"镇保保障准备金、逐步增加缴纳镇保基本社会保险费比例、在条件成熟时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三个方面,为完善"镇保"制度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