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比较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式.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美日智库交流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同盟管理——美日代表性智库互动视角

面对特朗普冲击,美日主流智库的同盟认知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牢固。基于对中国安全挑战的一致认识,美日智库不断为两国持续强化同盟关系提供智力支持。基于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和特朗普的独特性,美日智库在多边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建议无法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但是美日智库的国际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也为日本提供了缓解美国对日中接近的疑虑的渠道,有利于双方避免误判、巩固共识。中国可以促进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是利用特朗普冲击分化美日同盟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当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在于两国对多边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视,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两国在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是否能持续满足彼此的期待。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美国军方视阈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基于《美日行政协定》草拟过程的分析

《美日行政协定》是构成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及决定走向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协定内容中的每一项规定,还是协定草拟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美国决策机构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认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定位。尽管处于“美军驻日条件”界定主导地位的美国军方,始终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对等盟国来看待,体现出战胜国对战败国应享有的绝对优越驻留条件。但是,在日本着力实施亲美的协调主义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迫于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基于远东冷战局势的变化,从美日“良好政治关系”维护视角考量,美国军方不得不从坚决反对日方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修改意见,转而做出让步。迄今,该协定维系着美日同盟关系,但“美军驻日条件”始终使日本处于“非正常国家”地位,制约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所应享有的对驻日美军的控制性权利。     

三维棱镜下的日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以日美同盟为代表的当代同盟历经了再定义和不断调整,展现出一系列新内涵、新特点.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维棱镜,全面透視曰美军事同盟"再定义"、运作和调整等微观特征,以求提升同盟理论研究的层次,拓展理论研究的方法.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溯源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涉台《共同声明》,再次使美日同盟涉台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日同盟涉台最要害的是“远东条款”,从日本政府对“远东条款”一再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演进轨迹,即无论美日与中国的关系如何,美日对中国做出什么承诺,“远东”包括“台湾”始终是日本官方的“统一见解”。《周边事态法》、《有事法》虽对美日同盟适应范围有所调整,但其在涉台方面并无丝毫松动。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明显违背中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业已达成的共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法义务和国际信义的亵渎。它阻碍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更是有害无益。     

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评析

日本首相野田访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谈,并发表了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共同声明。声明将日美同盟定位为"确保亚太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基石"。双方表示"将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履行责任,维护亚洲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繁荣、安定"。声明不仅强调了"通过东亚首脑会议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确立国际性准则"的重要性,也表达了日美同盟主导亚太"地域联盟"的战略意向。它虽然没有明确谈及中国,但暗示中国在军事、经济两方面崛起是安全不确定性因素。     

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在日美同盟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日美同盟与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东南亚地区反恐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东南亚国家唯有通过积累强大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抓住机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营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实施具有层次性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平衡战略",方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安全利益.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日美同盟与冷战前期美国在日本本土及琉球群岛的核部署北大核心CSSCI

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积极推动冷战时期日美关系史上秘密协议的公开。同时,美国也解密了对日部署核武器的有关档案,内容涉及在冲绳、硫磺岛和父岛的核部署以及美日核密约。这些档案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勾勒出冷战前期美国在远东地区以日本和琉球群岛为中心的核部署史,打破了日本政府长期宣称的"无核三原则"的神话。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视角的选择性分析

对于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的“再定义” ,孤立地运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和分析存在明显缺陷 ,而选择性运用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多角度观察 ,则可以看到 :追逐权力是日美安全关系强化的首要动因 ,同时 ,价值观和制度因素、日本作为行为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定以及对其他行为体身份认定的变化 ,也是推动日美加固同盟的重要因素。而且 ,有选择地运用不同的理论 ,还可以使我们摆脱单一理论分析产生的困境 ,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冷战后的日美安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