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比较

1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属于现代汉语方言北方方言区。根据《方言》1986年第3期《新疆汉语方言的分区(稿)》一文的意见,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中原官话,乌鲁木齐汉民汉语属于北方方言区的兰银官话。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的词汇根源于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受影响于维吾尔语和其他汉语方言。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大同小异,它们彼此之间更是同多异少。和普通话比较,乌鲁木齐的这两支     

汉语方言格局历史演变论略

本文主要讨论了:1.中国古代方言的含义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本质;2.秦汉以后中国境内规模人口的多次迁徙浪潮;3.中国语言的分布格局演变以及方言形成类型;4.汉语南方方言的语言年代与百越苗蛮语言底层;5.汉语方言的分区原则和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区。基本观点是,肇始于永嘉之乱,大量居民的迁徙致使中原汉语分化为北留汉语和南迁汉语,日益兴起的汉语化进程彻底打破了汉魏以来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格局。特别是南迁中原汉语的纵(沿江中原汉语带)横(中原语言南流走廊)T字型语带,奠定了后世汉语方言格局的历史基础。     

略论乌鲁木齐汉族话和回族话的形成

新疆汉语方言的研究正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斯大林说过:“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方言学家詹伯慧教授说:“语言的研究,包括方言的研究,如果跟民族的研究,跟使用这一语言或方言的人民历史的研究配合起来,一定可以互相印证,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研究新疆汉语方言,也应该研究新疆汉语方言使用者的历史。根据方言研究的这一原则,本文试就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支汉语方言——乌鲁木齐汉族话和回族话的历史作初步勾勒并沿此探讨二者的形成,以期有益于新疆汉语方言的研究。     

新疆汉语方言形容词结构方式特点分析

新疆汉语方言虽属北方方言,但就其构成方式来说,仍与普通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章通过对新疆汉语方言形容词结构方式特点的分析,概括出新疆汉语方言形容词构词方面的一些特点,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疆汉语方言。     

新疆汉语方言偏正复句类型

用田野调查的资料,发现新疆方言偏正复句有其独特之处,即关联词语不同。有时,普通话的几个格式对应新疆汉语方言的一个或两个格式;有时,普通话的一个格式对应新疆汉语方言的几个格式;有时,两者之间无对应表达。较之普通话,新疆汉语方言偏正复句更多的是使用意合法和紧缩句。     

中古音山摄臻摄韵母与现代潮州方音韵母的对应关系初探

潮州方言是流行于潮汕地区的一种方言,属于闽南方言的次方言。据史书记载,闽方言区人民是历史上因“避乱”或因“征蛮”,陆续从中原一带迁移而来的。从中原汉人迁移入闽的事实,可见今天作为汉语方言重要的一支的闽方言,其形成和发展是远自秦汉开始就由中原汉语和当地原有的语言不断接触融合,而终于逐渐形成的一个方言群。今天,从这个方言群复杂的语音系统和     

山东方言与社会文化二题

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近几年来的热点之一。方言是语言的存在形式。因而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最终要体现在各个具体的方言及其方言现象上。就汉语而言,离开方言,或者仅仅把方言作为例证之一来谈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那是难以想象的。本世纪初以来,我国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不断积累的方言材料,使我们对汉语方言有了越来越全面、深刻的认     

闽南南戏新探

福建古戏曲系南戏之一支之说,由来已久。唯近几年,史料和剧目日渐发掘,南戏的形成和发展另有新证,其中牵涉闽南戏的成因。本文拟就闽南南戏发展脉络谈谈几点看法。南宋闽南南戏已初具规模晋代以后中原文化三次南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是促进南宋闽南戏曲形成的基础。特别是金人南侵,南宋皇室偏安杭州,文化迁到以淮河为分界线的江南一带。中原汉语口语流入福建,为十五音系统的福建方言、次方言奠定了基础。如今闽南两大方言要追源溯古,最有代表性的材料是梨园戏、莆仙戏标准音。语言是我国民族戏曲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戏曲声腔的语言依据。中原汉语口语流入福建并逐渐形成不     

从汉语方言看《中原音韵》的语音性质

《中原音韵》是一部元代的曲韵韵书,对后世戏曲创作影响很大,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有关《中原音韵》的音系特点,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汉语方言是研究古汉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通过方言材料可以推证古汉语的语言现象,使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四川官话入声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论合江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四川官话方言入声区与无入声区对峙，这是由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四川官话入声区方言由中原汉语直接发展而来，无入声方言由明清时迁入四川的移民带来的明清官话发展而来。从入声区的一个代表点——合江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探讨保留了古入声调的四川官话的历史来源，以论证以上观点。     

关于新疆屯垦史研究的几点认识

新疆屯垦史是新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屯垦自西汉开始迄今两千余年,分为军垦与民垦两种类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屯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稳定新疆社会,开发建设边疆,加强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代北疆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变迁

自清代统一新疆以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内地人口大规模、持续性地迁移至新疆天山北路。他们大多是官方组织性移民,也有自发性移民。随着内地人口的迁入以及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对此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经济上,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改变了新疆天山北路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内地人口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土地被大量开发,作物种植多样化;内地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则直接促进了新疆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北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农业经济、游牧经济等多元经济并存的发展态势。随着土地的开发、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北疆的城镇渐次兴起,其规模由"屯城"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其原有的军事战略功能也渐渐退为其次,商业贸易功能日渐凸显。文化上,内地的文化资源随着人口迁移进入北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文化在交流中不断调适,互相借鉴,和平共处,并衍生出新型的多元文化类型。北疆区域内人口的大量迁移,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劳动、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奠定了近代乃至今天新疆社会的基本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殊性、影响及成因探究

新疆与区外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容易被强化为新疆人与内地人的差距;新疆区域内南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容易被强化为新疆汉族人与新疆少数民族的差距。这些异于内地的特殊性有其形成的主客观原因,也会造成一些特殊的负面影响,如区内外差距直接影响到人们构建和谐新疆的信心与决心,南北疆差距直接影响到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共识,影响到区域内的凝聚力。为此,要积极探索消除不平衡的治本之策。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逐渐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同时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元明以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当地当时特点的民族政策,使其深入人心。虽然其民族政策具有以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利益为最根本、在维吾尔族聚集的南疆地区实行汉回隔离政策等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加强了新疆诸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新疆屯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新疆屯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文化,是屯垦军民把内地各区域文化与边疆文化相结合,把民间文化与军旅文化相结合,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火热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新疆屯垦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汉文化特征的一种融合性文化。新疆屯垦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把国家的需要与个人的发展相结合,体现的是全局观,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屯垦文化因其内在本质特征,具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并在创新中走向新生。     

中华诗坛汉藏交流的不朽篇章——从卢前诗作回顾喜饶嘉措抗战期间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重要史实

汉藏文化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六十多年前江南学者诗人卢前存留的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见证了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史实,颂扬了喜饶嘉措大师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诗歌文化沟通与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证明了喜饶嘉措大师具有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清代以来内地商人陆续入疆行商,陕西商帮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了陕、甘、青、宁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混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形成。     

彝语地名的汉文译写研究

本文以彝语地名的汉文译写形式为研究对象,剖析了汉文译写时经常采用的三种翻译办法及其派生 形式。从中揭示出彝语方言、汉语方言乃至翻译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译名定型的影响,以利相关学科 的学者发掘利用彝语地名这一综合性的人文资料。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部与微部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微合韵与方音有关,带有楚方言色彩。先秦时期,楚方言里脂微合韵现象较为突出,至东汉,脂微两部发生合并。这种音变现象起初是在方言中发生的,是秦汉时期楚方言、秦晋方言共有的特征。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