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不孤

同学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几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时,我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真的不吃了”,“刚在家吃完”,“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     

福建家族书院论考

福建的众多家族书院,历史悠久,地点也不一,但表现出四个共同之处：其一,创办主体均为士人,他们创建书院不仅是为教书育人,更是为传播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二,各地书院是多代家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三,书院按期举行的祠祀逐渐成为彰显家族精神的仪式;其四,官府以多种方式对民营书院适时地介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朱熹是我国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在闽北创设了云谷、紫阳、考亭这三所很有影响的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成绩卓著的讲学、研究、育人活动,推动了闽北地区书院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立体呈现南方乡土日常生态的基础上,正面铸造“乡绅形象”,展现出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生范式,揭示了乡绅文化通过“人心”影响乡村的精神法则,讴歌了中华文化的德、善基因,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及对“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     

“话语”之外:乾嘉时期的湖湘理学与地方书院——基于玉潭书院的考察

以往学界关于清中期时代学风的叙述,大致笼罩在乾嘉考据学这一话语体系之下。然而,所谓的“话语”在整合社会下层士人的层面上却具有局限性,这一点在湖湘地方书院教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清代乾隆年间,湖南宁乡士人积极筹备重建玉潭书院,通过编纂书院志的方式,自主选择构建与地方传统理学相融合的胡张学统,并且在书院教学中也时时浸润着湖湘义理之学的因素,不完全受江浙考据学风的干扰。     

《唐萨孤吴仁墓志》与雁门萨氏源流考

萨孤吴仁两《唐书》无传,但他是唐高祖太原起兵之际从平京邑的开国元从,也是身兼文武、历经唐初多次重大边疆战争的大将。其墓志不仅对于钩沉其生平事迹与相关史事大有裨益,而且对于探明其姓氏之源流与后世雁门萨氏之渊源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萨孤氏本出自高车属部,后被北魏兼并而随之鲜卑化,继之随北魏进入中原而完全汉化;北朝至唐代的萨孤氏,与元代的萨氏,不仅有共同的生活地域,而且均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应该说就是先后传承的一大家族,而雁门萨氏应出自萨孤氏。     

《百年不孤》：乡土伦理的消解与重构

《百年不孤》通过塑造两代乡绅形象,不仅为读者展示了极具湖南特色的民俗生活,更试图追寻乡土伦理的生存机制、探寻传统文化之根。一方面,其乡土伦理通过作品中民俗生活的描绘得到了外在化展现,以两位乡绅主人公对于传统精神的坚守对乡土社会进行“常”与“变”的剖析;另一方面,其通过展现乡土伦理消解与重构的过程,试图在传统乡绅缺席的当代中国乡土社会中,重新构建起一套“德性”体系,在求善寻美的路途上重新找回素朴之风。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为中心的讨论

南宋时期,针对相当一部分士人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廉耻之心丧失殆尽的问题,以朱熹和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到了改革、社会到了重建伦常、用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时候了,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其＂讲道＂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张栻、朱熹的长处是＂天理人欲之分＂之剖析彰明;而＂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则是陆九渊的强项。     

北京书院的“前生”与“精神”--读?北京书院史?

?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百年不孤》：乡土社会精神内核的发掘与守望

《百年不孤》以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为背景,描绘了乡村稳定自足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自律的社会生态,着力塑造了岑家三代仁义乡绅的完美人格,正面观照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在历史的兴衰沉浮中揭示了民族精神血脉存续的奥秘。     

“不穀”本字本义考

＂不穀＂为古代王侯自称之词,但对其本字及本义相关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至今尚无定论。厘清＂不穀＂的本义及用法对梳理上古君王称谓体系具有一定的意义。文章通过对《左传》中＂不穀＂凡20条用例进行穷尽性的分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综合考论,认为＂不穀＂本字即为＂不穀＂,是上古楚地方言词,本义为＂不养＂,为王侯自谦之辞。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及其文化传播是促进晚近时期“中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就媒介意义来看，汉学书院依托家族和师生关系网络，将其文化渗透到西南各地，催生出基于大一统认知的地域性学术形态；就心理层面来看，汉学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之中文翁、尹珍作为符号人物的出现，引领了西南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思潮，标志着西南地方认同意识的觉醒；就实践表现来看，汉学书院的师生高举“中体西用”“通经致用”的理论，积极投身到维持中国政治独立和文化保存的历史进程中。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左传》“孤、寡人”意义考辨

"孤"和"寡人"二词历来被释为王侯自称的谦词,但学术界对此争论不断。文章结合二词的本义,对《左传》中二词的全部102条用例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比较,认为春秋时期诸侯有凶事时自称曰"孤",其余一般情况下自称为"寡人",即"有凶称孤,无凶则称寡人"。     

清代苗疆书院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苗疆书院于清初渐兴,乾嘉“苗变”后快速发展。借此,传统中国成熟的德治原则、“大一统”思想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全面渗入苗疆,并重建“边缘”之地共同的精神信仰,强化各族民众一体的政治与国家认同。相较一般意义上书院的文化指向和教育教化功能,作为“边缘”之地国家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和表征,苗疆书院始终贯有清晰的“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在清代苗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意蕴更为突出。     

宋元书院与地方文化——吉州地区书院、学术与民间宗教

在许多地方,书院曾是儒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十至十四世纪吉州地方文化与道学教育相互作用。吉州的历史开始于七至八世纪。那时,吉州大姓开始搬迁到这一区域。搬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佛教或道教的影响。当时民间宗教是相当现实的。效忠是宗教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意识。功利精神或某种现实态度渗透到了当地的世界观和生活哲学。当地人对法律程序的熟悉程度和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之快是出了名的。这也许能部分解释那一时期的相对和平。朱熹去世时,儒学已开始渗透到宗教。那时已有十三家书院,书院的高效率使用在传播儒家思想方面起到了作用。     

古波斯“不净人”考

中国史书记载波斯“不净人”专事“弃尸于山”，文章考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丧葬史，认为“弃尸于山”反映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葬俗，且主要为祭司和下层百姓所遵循。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祭司、抬棺者、洗尸者和抬尸者均参与丧葬仪式，其中只有抬尸者才从事宗教意义上极度危险的职业，文章认为“不净人”正是此专职抬尸者(nasā-sālār)。从该教教义和礼俗来考察，“不净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为了战胜邪恶，中国史籍称之为“不净人”，乃缘于教内人与教外人，族内人与族外人由于不同立场而产生的误解。     

匡山书院与“南宫义举”的由来与价值

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