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詩史”詩經部分批判

“中国詩史”“詩经”部分是陆侃如写的,因此,我們批判的对象是陆侃如。“中国詩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九三一年的旧版本;另一个是一九五六年的新版本。我們批判的是后者。新版本“中国詩史”有篇“自序”,说明新版本比起旧版本,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攻”,已经把“比較严重的錯誤地方尽量去掉。”現在,我們就来看一看这部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已經把“比較严重的錯誤地方尽量去掉”的“中国詩史”,仅就“詩经”部分,就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錯誤,暴露出陆侃如在学术思想上多么反动的观点。     

论道教“是今”艺术美学观点

道教有别于儒教的“文一道”观，属于道教有进取性的文艺美学思想。学术界对此还重视不够，但它又恰恰反映了道教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原生态的生命力，故有必要深入研究一、“非古”文艺观葛洪在将道家思想及前代道教思想提升为道教的“理论建设”过程中，没有忘记以“外儒内道”的语言，曲折地反对儒教的“崇古”文艺观，努力建设道教的“是今”文艺观。葛洪针对当时文艺美学思想上的崇古非今，从几个方面加以批驳；（1）“然古书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然而譬如东匝之木，长洲之林，梓豫虽多，而…     

向大跃进中的新民歌学习

在我們祖国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現过詩经、屈原、乐府詩、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大量优秀的詩人和詩作,这些詩人和詩作給世界文庫带来了丰富的宝藏,也給中华民族带来了光荣和自豪感。但是更值得自豪的是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产生的新民歌。它們以气吞山河、英勇豪迈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魔力,汇成了詩的海洋,詩的天国。胡风、馮雪峯都曾恶意地誣蔑过我們的民間文学,否定它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資产阶級的民间文艺学家鍾敬文,則把民間文学看作遺产,否定它的发展前途,取消了它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伟大任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三吏”“三别”散绎

一为了容或有助于初学古典文学的青年,近年来我在尝試着用現代語言迻譯杜甫的詩歌。歌德在提到薇蘭等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的戏剧时,曾經說过:“……以散文譯出,无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对于韻和节奏都認为有重要的价值,詩之所以成为詩,就靠着它們;但是,詩作中本来根本地深切影响我們的,实际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后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卽是,这时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实質,因为有詩形那种絢爛的外飾,沒有它时也使我們觉得有,有它时詩形却把它的存在遮盖了。因此,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譯比韻文譯較为有效。……”(思慕譯:歌德自傳)我信从了他的話,另一面     

郭沫若文藝思想发展的道路

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写詩,写小說,写散文,写历史剧,也写文艺批評。自然,他从事詩歌創作的时間最早,并且份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因此,他主要地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詩人而为我們所称道的。他的早期的詩集“女神”以其全新的內容和形式,在中国新詩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作用;并且直到今天,还閃耀着它战斗的光芒。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黄遵憲詩歌中的民歌風格

晚清詩歌革新派代表詩人黄遵憲的詩歌创作活动,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尽管这个革新活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沒有徹底地把旧体詩加以改革,但它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新体詩的提倡來说,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單从这一点來看,我們就应該肯定他对中國詩歌的貢献。黄遵憲詩歌革新的中心思想是“我手寫我口”。这个口号虽然是他在二十一岁还很年輕的时候提出來的,但却是他很成熟的意見,因为他以后三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活动都是忠于他的这个主張,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实践來貫徹这个主張的。这只要我们認真     

关于陈子昂

(一) 陈子昂是初唐現实主义詩人。他生平著作不多,又多散失,遺留下來的只有詩文集十卷,然而从中可以看出,他直言彈劾时政,关心國事与人民疾苦,是一个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腦的詩人。尤其值得我們推崇的是,他为唐代詩歌揭示了现实主义的新方向,推动了唐代詩歌走向現实的道路。近代治文学史的学者虽在著作中对陈子昂相当尊重,然而大都語焉不詳,缺乏系統而詳尽的評介;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明了他提倡詩歌革命的原因与价值。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对其詩文的探索,來更加明朗地肯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古典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現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原則,正如周揚同志所說:“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經驗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項十分正确的主張,应当成为我們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新民歌开拓了詩歌的新道路》)因此,它不仅对指导当前創作有划时代的偉大意义,卽对我們研究古典文学当中的創作方法,也給了极重要的启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這一原則对于过去曾經重視不够,且存在模糊認識的积极浪漫主义(以下簡称浪漫主义)的研究,給了尤其明确的提示,不仅帮助我們澄清了概念上的混乱,而且糾正了过去对这一問題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周揚同志和茅盾同志     

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唐诗论叢之一

李义山詩中的“高情远意”范元实“詩眼”云: 义山詩,世人但稱其巧丽,与溫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見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識也。所謂“高情远意”,实質上就是詩人人格的美,也就是詩歌風格的美的表現。一部“玉溪生詩集”所反映的生活內容至为丰富,綜括起来,大約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現实和历史問題的态度和看法;二是男女爱恋及朋友之情;三是生活情趣的描繪。无論是屬于何种題材,它都会給讀者以一种意味深長,不落凡近的美的感觉。尽管它所采取的表現手法較为曲折隐約,它所运用的語言詞藻过于綺丽精妍,但終于掩盖不住从詩人灵魂     

曹操“短歌行”试解

最近在文学遺產上看到刘射先生評“乐府古詩”的文字,其中提到徐澄宇先生解釋短歌行一篇,說是曹操思念刘备之作。刘射先生認为这样解釋,沒有歷史根据,不合乎詩意。随后徐先生的反駁說:“从前人对这詩有多少推断和理証,我是有点根据的”。徐先生所根据的究竟是怎样的推断和理証,未敢悬揣。玆就我平时对此詩的理解,写了这篇試解,確当与否,自不敢必,愿意提供大家討論的参考。短歌行一篇,在我看來,是曹操詩歌里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言志”之作。全詩的思想情感,是表現了他对于統一事業不能完成而生的憂郁,和虽未完成統一,并不灰心,仍要積極進取的豪迈心情。詩的主要思想,还在積極進取一面。这样說,是根     

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須理論联系实际

毛主席的著作是中国人民的偉大財富,它是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們工人店員学习毛澤东思想、读毛主席的書,一定要贯彻理論結合实际的学习方針,理論結合实际掌握得好坏是决定学习理論成败的关键。毛主席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     

陶淵明作品的現实性和人民性

陶淵明(365-427)生活在东晋的后半期和刘宋的初年。这时是“玄言詩”这个反現实主义文学潮流弥漫整个文学創作領域的时期。“玄言詩”的特征,无非是以老庄思想为其主要內容的抽象的哲理詩,既少生活形象的感受,又少生活现实的反映,它是最沒有艺术生命的东西,把文学引向了末路穷途.这正是当时大士族地主阶级空虛的生活与思想在文学上的真实反映。陶淵明正处在这样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他能够不受     

关于講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它对于我國高等学校中政治經济学的講授,有很大的帮助。几年來,我們利用这本教科書作为教师講課和学生学習的主要参考書,比起教科書未出版以前,教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在几年來的教学过程中,我們不論是在教师准备功課或对学生的答疑工作中,对于教科書的使用也發現了若干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將使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講授質量進一步提高。現在把我們复旦大学政治經济学教师     

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本质和内容

自党中央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后,全国学术界表現了更加活跃的气象。以前除批判外不談資产阶級思想,不談唯心主义思想,現在也有人談起来了。似乎資产阶級思想也有好的成分,我們应該“去其糟粕,取其菁华”,这在原則上我認为完全是对的。我們对于外国各种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只要对我們社会主义建設有益的,我們要采用它,如果对我們无益甚至有害的,我們要反对它,拒絕它。那末,我們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呢?这一衡量的尺度,我認为,主要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于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如果不采用这一衡量的尺度,那我們可能誤入歧途。所謂思想改造就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改造,     

詩“駿惠我文王”解

“詩周頌·維天之命”称:“駿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为周乱六官之职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陈奐“詩毛氏傳疏”:“釋文本无行字,厚犹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礼”。朱子“詩集傳”:“駿、大,惠、順也。曾孙、     

调查研究和思想改造

我們在部队机关当干事的,虽不是指示和政策的发布者,但我們是首长的“助手”和“参謀”,很多情况需要我們去了解,需要经常作調查研究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們体会到,要使調查研究取得成果,必須随时注意思想改造,調查研究的过程,也是思想改造的过程,思想改造的收获,又必     

略谈阮籍及其詠怀诗

阮籍(210—263)是我国三世紀时一位大诗人,他的八二首“詠怀詩”,曾經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面貌的某些方面,具有着相当丰富的现实性。同时,他的詩对我国詩歌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五言诗。我們可以这样说:他是从曹植时代到陶淵明时代中間的一座重要桥樑,一座高大的里程碑;他是曹陶二人間一个健壯有力的接力者。一阮籍的主要活动时代,是所謂“正始时期”。那时,农民革命处于低潮,而統治阶級則由于其統治已經稳固,所以日漸荒淫腐化,內部的明爭暗斗电日趋尖銳、殘酷。     

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