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横向国家权限特征研究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横向国家权限的规定上,虽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三权之间并非均衡而带有议会独大和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议会独大主要表现在国会对总统、内阁和法院的权力多所限制,而总统、内阁和法院却很难制衡议会;总统有权无责主要表现总统享受广泛的权力,包括公布并监督法律执行权、人事任免权、武装统帅权、宣战权、缔结条约权、宣布戒严权、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停止国会会议权、解散众议院权、立法否决权等等,但当发生政府集体性政治事件内阁替总统承担整治责任。这种做法体现了时人在议会、总统与内阁关系上的积极探索,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仍体现了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政理念。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立法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是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两大价值平衡追求的结果,也是对当事人诉权及法院审判权行使的制约与平衡.但是现行立法仍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和亟待完善之处,实践中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亦呈现随意性和虚无性.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充分发挥程序转换制度的功能与效用,需要进一步规范程序转换的条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行使的时间、方式和效力,进一步规范程序转换的具体程序,规范法院依职权转换制度、法院对程序转换审查的方式及其处理.     

试论市场经济下的国际私法立法

文章认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际私法，应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克服立法上的属地主义思想的禁锢；国际私法立法工作应该面向世界，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遵从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大胆地借鉴外国先进的成功的立法经验；建立我国独立的国际私法典，在结构上应容法律适用、法院管辖权、司法协助等程序规定为一体，克服我国目前立法上的不足之处，提高立法技术，丰富国际私法内容，确保法典内容的完整性。     

我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浅析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施行,法院依此放弃对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做法,但在立法层面上尚属空白状态。因此,笔者建议我们的立法机关应当加强这一制度的立法。     

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问题辩析

在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以及如何变更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文章通过举例子、作比较等方法,对法院能否直接变更指控罪名以及如何变更问题作了回答,并对如何构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提出了构想.     

比较法视野中的律师会见权

各国都在加强律师会见权方面的内容,但并非没有限制,共同做法是允许会见是原则,限制会见是例外.启动会见权最初多为犯罪嫌疑人,以后辩护律师可以主动会见.而我国新<律师法>在规范会见权时没有例外规定,严重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故立法应规定律师会见权的原则和例外情形,并且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     

论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与违宪审查——以印度宪法相关制度为视角

仅仅给予基本权利以立法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印度宪法第32条的基本权利救济制度及相关违宪审查制度值得我国学习.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应先易后难,可以分为6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当未被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普通法院给予直接救济;第三步至第六步是使普通司法机关和独立的宪法法院分享一定的违宪审查权.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应该是美国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与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结合.     

中国的非方便法院原则

现代各国管辖权的扩张 ,国际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大量存在 ,非方便法院原则作为一种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有效手段 ,其以内在的合理性为自己赢得巨大的生存空间 ,并在晚近的国际立法中得到体现。我国的立法也为非方便法院原则留下潜在的空间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不少体现与发展。     

论我国刑事立法的合宪性审查

刑罚权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应当受到合理规范和有效制约,否则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产生不利影响.在刑事法领域,对国家公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主要体现在加强对刑罚权的控制上,这是在刑事法领域内贯彻法治原则、实现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刑罚权不仅体现为国家的刑事司法权,更重要地表现为国家的刑事立法权.因此,刑事立法活动是国家有效行使刑罚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对刑事立法的规范和制约是其中应有之义,尤其在当前我国不断推进和实现刑事法治宪政进程的时代背景之下,必然会合乎逻辑地提出对我国的刑事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的问题.     

再论罪名变更的法理基础及其模式选择--刑事一体化角度的思考

在法院能否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以及如何变更起诉指控罪名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理论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也都值得商榷.我国罪名变更制度的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承和法治土壤,应当建立以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为基石并与诉因制度相整合的"诉因制度本土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