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英语诗歌的主要特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加拿大英语诗发展成熟的时期 ,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加拿大诗歌进行了综述 ,指出这些诗体的一些明显特点 ,概括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意义和影响 ,也间接地介绍了加拿大一些新诗人和新诗风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文学史著中的胡适诗人形象 ——围绕中西血脉问题的考察

民国文学史对胡适诗歌中西血脉问题的叙述多彩纷呈,胡适成为史家热衷言说的个案,在正反叙述流中,其形象的不同侧面承载着那一时期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新诗想象。新中国成立后在以阶级定性的时代,文学史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上采取双重标准,对胡适诗人形象进行单一的否定性改写;在西化问题上,全盘否定胡适作为探路者的形象。1970年代末期以后,胡适诗歌的中西血脉问题得到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胡适形象在众声喧哗中其光鲜面得以凸显。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四期间,我国译诗之风盛行且影响深远。针对目前国内对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缺乏系统探讨的现状,本文从译史、翻译实践、译论以及我国新诗运动影响等层面,就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基本架构问题进行了概述与分析。     

90年代诗歌的生态分析

90年代诗歌在文学的整体架构中处于相对尴尬的境遇,私语化书写和诗歌主体的拒斥相辅相成,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生存状态,导致了诗美的泛化和接受的拒斥,对于诗歌发展本身起了阻滞的作用。认识这一状况将有利于当下诗歌文本书写的自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一个沦陷区诗人的生命之维——论南星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

沦陷区诗人南星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共性,它们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情调,和谐宁静.而"庭院"一词,作为他诗歌中的常用意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这些诗歌内部空间的自足与封闭.而作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特例的<沉忧>则象征着对"庭院内的世界"的突围.它和南星其他诗歌一起,反映着诗人的创作心态和时代语境耐人寻味的关系.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当代旅外诗人：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

通过考察北岛、多多去国后的诗歌创作发现,正是在对早年经验的疏离与回溯的纠缠中,他们扩展（而不只是延续）了其自身和当代中国诗歌对政治的书写。作为19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的两位代表诗人,北岛和多多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寻求主体性、进行自我建构的多面性。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当代旅外诗人：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

通过考察北岛、多多去国后的诗歌创作发现，正是在对早年经验的疏离与回溯的纠缠中，他们扩展（而不只是延续）了其自身和当代中国诗歌对政治的书写。作为19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的两位代表诗人，北岛和多多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寻求主体性、进行自我建构的多面性。     

朦胧诗命名的意义及其限度

1970年代末,朦胧诗以异端的呐喊给那个时代带来了难得的思想冲击力.朦胧诗的命名表达了当时诗歌的外在美学特征,暗示了当时诗歌创作环境的艰难,而且展示诗歌内容揭示了人内心的隐秘、直接指向心灵的品读的特质,命名在这些意义上很好地传达了它自身的涵义.但是当时代过往,朦胧本身的含混意指使得其之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难以逃越它的美学牢笼,成为新诗歌发展的桎梏.回到朦胧诗命名的现场,考察朦胧诗命名的内涵、直击命名活动本身,可以清晰地触摸诗歌发展的脉搏,有益于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困境进行更好的思索和考量.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宫体诗渊源论二题

乐府诗是宫体诗的源头之一,这是因为乐府艳诗的盛行对宫体诗的形成有着催生作用。但乐府诗对宫体诗的影响又是很有限的,不宜估价太高。文人艳诗也是宫体诗的一源,宫体诗是历史上文人艳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前代文人艳诗的某些因素如拟代手法、体物特色和哀怨题材都为宫体诗所继承和发展。不过,相对于文人艳诗的传统而言,宫体诗的出现又是突变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艳诗的否定。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亲近或背离:从词与民间之关系看文学之兴衰

古典诗词的兴衰尽管有其复杂的原因 ,但其中起着决定性的则是其与民间所保持的距离。关于这一点 ,学者向无论及。通过对词流变的具体考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词之所兴 ,源自于对民间的亲近 ;词之极盛 ,取决于对民间保持的一种不即不离的距离 ;词之所衰 ,则由其对民间的渐趋背离所致。一句话 ,对民间的亲近或背离 ,正是决定词之兴衰的关键 ,而这也正是文学兴衰的根本     

90年代诗歌对现代诗歌传统的消解

笔者以对 90年代诗歌生存状况的持续观注 ,深感 90年代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严重压缩了诗歌的生存空间 ,诗人在狭小的空间内奋力挣扎 ,忍受着商业性文化对传统诗歌内质的消解。但诗人们试图在新诗前卫化突进过程中寻求传统内质的精华同现代审美意识的共通共融之处 ,期望创造出属于这个全新时代的特色诗歌 ,发出时代的强音。本文勾勒了当下诗歌创作的发展趋势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论中国诗歌的分类——对诗歌两分法的质疑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通行将诗歌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大类.这种两分法有悖于我国三千年诗歌史的实际,有悖于分类学原理和传统分类法,也有悖于西方文学分类理论,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从我国诗歌的内容性质及基本表达方式看,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写景状物(景物)诗四大类是比较适当的.     

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

宫体诗是体物潮流影响的结果。在诗歌范围内看,咏物诗是宫体诗最直接的源头。这首先是因为宫体诗与咏物诗是同质的。它们都既是体物诗又是新变体诗,存在着互为源流的可能。其次是因为咏物诗发达于前,宫体诗繁盛于后,说明宫体诗是咏物诗衍化的结果。突破文体的拘限,则会发现赋对宫体诗的产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物手法,一是艳赋题材。赋对宫体诗的作用是魏晋南北朝诗赋对流潮流的表现。     

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二重性,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通过对禅宗心性论要旨的论析,可以发现:心在文人禅诗中主要体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内型,并且与文人形成互动,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诗歌形式研究的古为今用——林庚先生关于古诗节奏和新诗格律的理论思考

林先生思考诗歌形式的出发点始终扣住诗的根本目的及其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从诗歌语言要求飞跃性的特质着眼,指出古诗节奏和语言飞跃的自然关系,自由诗追求语言飞跃性的原理及其处理散文语言和生活语言的两难境地,有力地论证了新诗应当建立格律的理据。同时他又在借鉴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把握现代语言节奏的探索中,提出了由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相结合组成典型诗行的理论,对于古诗体式的研究和新诗格律的建立都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