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缓刑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模式

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自其诞生以来,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渊源不同、传统各异,导致缓刑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模式显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研究探讨了不同法系国家缓刑制度的具体设计和立法模式,并对我国的缓刑制度进行了评析.     

罪犯改造:由同质主义到理性多元化

刑罚演进的历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史,它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行刑理念和行刑目的.新中国改造罪犯的历史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打上了新中国发展的政治烙印,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阶级改造阶段、劳动改造阶段和科学改造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是以不同的认识论作为基础的.由同质主义认识论、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到理性主义认识论,我国的罪犯改造或矫正教育工作步入了理性多元化时代.     

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缓刑作为对罪犯的非监禁刑处遇,已经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特别是针对未成年罪犯。我国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缓刑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现状,从立法和实践角度进行反思,提出了重构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制度的有益建议。     

论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缓刑制度的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缓刑适用的规定过于抽象、缓刑考察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妨碍了适用缓刑目的的全面实现.因此,应对缓刑适用的条件进一步细化,确立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特殊规定,健全缓刑制度的各项内容.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额尔古纳:族群互动的历史与俄、汉两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阳村为例

额尔古纳地区是一个文化边区，本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该地区两种文化和三个族群——俄罗斯文化和汉文化；俄罗斯侨民（纯俄罗斯人）、汉族和中俄混血人——互动、碰撞和交融的历史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于一文化边区内的两个或多个族群、两种或多种文化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论我国缓刑考察制度中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的缓刑考察制度,规定了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应当遵守的四项行为规范和缓刑撤销的三种情形,但对行为规范的规定简略、空泛,缺乏执行力,对缓刑撤销的规定也有待改进。     

内地与澳门缓刑立法比较研究

缓刑制度,在我国内地和澳门的刑法中均有规定,相较而言,殊同各有.本文对两地现行刑法中的缓刑制度,在适用条件、暂缓执行期限、缓刑执行、缓刑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粗略比较,客观评析了两地立法的优劣得失,以期能促进内地缓刑立法的完善.     

“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于中外文献的一个考察

政治沟通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了政治就有了政治沟通.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治沟通却是一个年轻的议题.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权利、利益等不同,政治沟通主要关注信息、对话、理解与共识,并以此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政治沟通不仅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也启发了对其它政治学问题的重新认识.从中外文献来看,政治沟通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三论”阶段、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沟通阶段.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阶段也反映着实践中的与历史中的政治沟通.在此将以中外文献为研究基础,提出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理论原型的特点.     

论我国缓刑考察制度中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的缓刑考察制度，规定了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应当遵守的四项行为规范和缓刑撤销的三种情形，但对行为规范的规定简略、空泛，缺乏执行力，对缓刑撤销的规定也有待改进。     

管制刑制度的改造构想

“以缓代管”现象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颇为常见,其根源在于管制与缓刑这两类刑罚未能清晰区分和有序衔接,并在刑罚执行中多一概施以社区矫正等措施为更科学地运用管制刑罚,有必要对其在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要素构造,以及数罪并罚情形下的适用方法作制度改进。在管制与缓刑的执行制度衔接中,人格调查与评估情况可引入梯度化的社区服务（公益劳动）,在矫正时形成轻重有别的不同层次,从而有助于教育、引导和鞭策反社会性较轻的犯罪分子,并促进其复归社会。     

再论少年观护制度之建构——兼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

少年观护制度在帮助触法少年改过迁善、回归社会方面的成效显著,被西方各国借鉴和发展。我国在十年前开始进行暂缓起诉、司法分流的探索,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附条件不起诉"作出了明确规定,成为建立少年观护制度的契机。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观护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少年观护专门立法的缺失以及社会工作者的缺位,建构我国的少年观护制度还会遇到很多难题。因此,需要尽快制定专门的少年观护法,加快建设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少年观护过程中着重培育社会力量。     

缓刑制度有关问题探讨

缓刑是作为对犯罪分子在惩罚的前提下宽大处理的一种刑罚制度。适用缓刑制度是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情况下给犯罪分子以改过机会,是惩办与宽大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中的具体表现。在我国,虽然新刑法在1997年刑法的基础上对缓刑制度做了全面的规定,但是,在理论研讨和实践运用过程中,缓刑制度还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     

论缓刑适用标准的改革与完善——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司法统计数据为例

司法统计数据表明,缓刑适用的主要罪名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四个罪名;缓刑适用的主要情节集中在未成年人、积极赔偿或退赃、未完成形态、从犯、积极缴纳罚金、情节较轻、认罪态度好几个方面。刑事司法实践单独将某个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作为缓刑适用标准是不妥当的。缓刑适用应当坚持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综合评价原则,对交通肇事罪和暴力性犯罪应当慎重适用缓刑,区分财产性犯罪与暴力性犯罪的缓刑适用标准;并建立缓刑的量刑前调查制度,允许展开是否适用缓刑的量刑辩论。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从刑罚目的思想演进和刑事政策价值取向的改变看,非监禁刑是国际刑罚制度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与监禁相比,缓刑是近现代刑法中富有促进机能的刑罚制度,是对短期自由刑所产生的某些弊端的一种补救。所以,建立独立的缓刑机构和缓刑官以及相应的惩戒措施体系,增设缓刑负担,并完善缓刑执行程序应成为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重要内容。     

以公平价值最大化为取向促进我国缓刑司法的完善

缓刑作为一种可以有条件的不执行刑罚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以矫正为本质的价值取向,顺应了国际刑罚追求谦抑性、公平性、人道性的发展趋势。针对缓刑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缓刑立法进行了较大修葺,但在公平价值最大化理念下审视,我国缓刑司法仍有欠公平之处,亟待继续完善。     

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看罚金刑的适用——以2019年内蒙古非法占用林地案件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对罚金刑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之后,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更加广泛,罚金数额如何确定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基于对2019年内蒙古348个非法占用林地案件的研究分析表明,占用林地案件普遍存在适用缓刑较多、判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大、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量刑标准各异等问题。针对量刑标准缺失、法官自由裁量时倾向不同的司法现状,提出可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来分位阶细化无限额罚金刑量刑标准,结合辅助性措施来合理适用缓刑。     

体系性原则在刑法修改中的应用

体系性原则意味着将刑法视为一个有机体,刑法内部条文应具有一致性和互助性.依据体系性原则,刑法在协调性方面并不完善.总则与分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诸如介绍贿赂行为单独成罪是对共犯规定的排斥、个罪中单位犯罪处罚模式是对总则规定的重复、一般缓刑与分则战时缓刑存在矛盾.几乎所有章节中都存在罪名归类错误,这制约了对罪名的准确理解.个罪之间的协调性差,这在两个传播淫秽物品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刑法修改中体系性原则着眼于刑法条文之间的形式对应和实质沟通,致力于提升刑法的整体协调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动力的新探索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一个由一系列矛盾因素共同作用、相互推进的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这一系列因素的矛盾运动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系统。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发展教育事业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作用 ,这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动力系统的新的探索和深刻的阐述 ,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审美经验系统的知识论分析

对审美经验系统可从知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根据人类审美经验的特性及与中国美学的知识关联程度,着重分析了知觉经验系统、直觉经验系统和幻觉经验系统三种突出的类型,指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与积极借鉴这三种类型的审美经验系统观念具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