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浅谈30～40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村级管理制度

浅谈３０—４０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村级管理制度孔凡岭中国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农业大国，村很早以来便是国家最基层的单位，其管理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兴败、社会的稳乱、经济的盛衰。３０—４０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已废弛的保甲制度重新推行开来，既承袭了中...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制度。它历史久远,几乎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源头。但保甲制度成为风靡全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并为世人所熟知,莫过于30年代开始的,由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并强行在全国推行的"保甲运动"。本文意在考察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过程,阐明其出现的历史原因,企望进一步揭示其客观引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与现代的社会组织以个人为要素的方式不同,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以"户"（家庭）为…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丁有役,田有租,地亩和人户既是赋役征派的根据,又是里甲组织本身存在的基础。由于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弊端日益严重,不仅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增加无几,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因此,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这就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     

晚清边村社会秩序构建中的甲头制度——以土默特地区为例

晚清时期,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移民已形成了很多边村社会。土默特地区本为蒙族游牧之地,内地民人的大量进入,使得该地由游牧社会变为一个边村社会。随之,当地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处理种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正常运转。对此,清政府将推行于全国的保甲制也应用到土默特地区。适应当地现实,保甲制进行调适,保长、牌长基本未发挥作用,主要由甲头管理社会事务,保甲制在土默特地区实为甲头制度。在新的秩序体系建立过程中,构成当地社会势力网络的甲头在社会冲突中不断进行调适,和其他力量逐渐形成了新的秩序体系。     

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

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重要阶段。1925—1931年间，经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对省制的初步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和进入训政时期对省制的修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颁布修订主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来推行；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依靠胡汉民派和蒋介石派，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参与其中为自身争权谋利。政治派别在推行其主张时不同程度上都要依靠军事实力派来作为其后盾，而蒋派主要依靠自身军事实力。1932年前省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修订，集中在央地权力关系和省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两方面，对省政府权力、省与中央关系、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和省区区划规定得越来越精确和细致，但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     

试论陈济棠治粤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

陈济棠治粤时期,是民国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陈济棠在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其为"剿匪"、绥靖的需要,尤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甲制度因而被强力推行。这一时期广东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各地乡村出现过一时的"宁靖"。然而,保甲制度作为一种陈腐的制度和乡村日益民主化的政治诉求是相违背的。它不但未能有效的动员民众,反而造成几种基层制度的矛盾纠葛,实施的效果也难达设计者的初衷。     

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民国时期甘南草山纠纷与地方政府之因应——以“北山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地处偏僻高寒之地的甘南藏族老百姓而言,草山是其唯一的生存资源,而甘南各部落之间又因草山向无明确界线以及草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各部落之间对草山的争夺几乎贯穿于甘南社会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1940—1944年发生的“北山事件”不过是甘南各部落之间草山纠纷的一个历史缩影。与以往历届政府的羁縻政策略有不同,此次草山纠纷中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县政府则扮演着主导角色。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30年代夏河县治及卓尼设治局的设立,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甘南的中心地带;二是20世纪40年代初保甲制度之推行,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展至甘南的各个部落,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保甲机构设立于甘南的大小村庄,甘南藏族群众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威严,甘南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开始受到政府干预和法律约束。     

1949年前国民党土地政策述评

1 91 2年 8月 2 5日国民党在北京成立之初 ,其《党纲》就明确地提出了通过平均地权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以后国民党一直把民生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又曾通过在部分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并颁布一系列土地法案试图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但由于连年战争以及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阶级本质 ,上述政策从来就没有认真实施和执行过 ,而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地租居高不下、土地兼并严重等状况 ,严重制约和限制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国民党内部分裂“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亦四分五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在党政方面,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角关系,互争领导权。军事方面,国民革命军发展到长江流域后,由于蒋介石的跋扈,以致原北伐的八个军中,第二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困境中的选择--对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政策确立过程的论析

20世纪初 ,因乡村危机而起的合作主义思潮 ,为国人改造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认同了合作制度 ,并形成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理念 ,成为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的意识形态依据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 ,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对抗中共土地革命又不得不使之法令化 ,且将之提升到国策层面来推行 ,产生了推行合作运动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 ,国民党人认同并以行政力量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 ,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改变、扩大甚至是扭曲其功能的过程。国民党人最终尝到的是“淮橘为枳”的滋味。     

民国时期河南人口统计调查述论

民国时期河南人口统计准确程度之差,居全国之冠,其原因首先在于警力不足,警员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低,户籍警闭门造车.保甲长制度推行伊始,一度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统计数字,但保甲长的文化素质低,漠视人口统计工作.户口统计办法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人口统计过程中的形式主义要求,都是导致人口统计制度未能很好落实的原因.     

明清时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社会秩序的管理

澳门开埠后,大批中葡商民迁居澳门,使澳门成为一个异族混居的商贸重镇。为保障海疆的安全与贸易的有序进行,16世纪70年代,广东政府设立关闸,90年代起推行保甲制度,此后相继制定了《海道禁约》、《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等一系列行政管理法规,逐渐形成控制规模、有效管理的思路,使澳门开埠后近三百年的时间,其社会秩序一直在广东政府有效的管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