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学对当代中国伦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礼学是儒学的核心部分。它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家庭伦理为基点,以知、行结合为手段,构建起一个庞大伦理规范系统。它使封建伦理规范得到人们认同和践行,保证了封建社会的安定和有序。虽然礼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对于封建伦理的构建却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当代我国伦理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     

论中国农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纲常伦理

人类社会可以说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中国农业社会呈现出的等级统治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而作为社会治理伦理基础的纲常伦理，其型构要素则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伦理精神的历史形态由人的存在境况决定。在农业社会，人的存在境况是神祇本原的神人同在，纲常伦理的宗旨是“为了神祇”。家族是培育纲常伦理的现实社会基础，通过“移孝作忠”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儒家学说是纲常伦理得以建构的政治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是“三纲五常”。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人们需要审视纲常伦理的神祇本原、家族本位和纲常教义，以便重建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聊斋志异》女性的心灵美

在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家务料理“变成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在中国又加上“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的羁绊,女子更是处于苦井的最底层。     

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三纲五常”

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是需要改造和超越的对象，又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宝库，其建构自身体系时所采用的“三纲五常”的结构方式，就不乏借鉴作用。本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尝试以“自由为人本之纲”、“平等为社会之纲”、“民主为政治之纲”等三纲为主轴，以“利（利益取向）”、“理（理性精神）”、“义（正义原则）”、“信（信用观念）”、“法（法治思想）”等五常为基本准则来建构社会主义契约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以期达到纲常相济、纲举目张的系统效应。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思想精华

春秋战国以后,儒家的"仁爱"思想占据了中国道德教育思想的主导地位,在沿袭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后相继演变出了汉代的"三纲五常"伦理学说,以及"存天理,灭人欲"为根本目标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及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成熟,同时预示着封建道德及道德教育思想开始走向没落.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旧道德思想激烈交锋,封建道德及其教育思想开始走向崩溃.中国封建道德教育思想和观念,尽管有消极、落后的一面,但是也蕴藏着丰富的思想精华.     

论孔子及其后儒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分疏与转换

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其家庭伦理思想历经各代后儒的歪曲与推衍,偏离了孔子思想的本真,从“夫妇有别”到“夫为妻纲”;从“父慈子孝”到“父为子纲”;从“兄友弟悌”到“君为臣纲”,最终成为纳入封建网络中的残酷的僵死的封建教条     

孔子与封建“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体系——兼论孔子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封建道德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所组成的规范体系,这似乎是没有怀疑的。然而此规范体系是否与孔子的思想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却不一定为人所清楚。作为系统的且在理论上已具有成熟形态的“三纲五常”封建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经历了先秦时期提出和酝酿阶段以及对此的初步实践时期,直到汉代初年董仲舒才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总结。董仲舒更多的是从政治实践中认识到,法家的以吏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本原意义与本真阐释

在通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之家，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伦理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整体性与具体性、生成性与超越性、内省性与持存性的伦理特征，具有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种伦理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活生生的感性个体,而是为了巩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人与封建伦常中,封建伦常是至上的,人只不过是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人的主体性被伦理异化了,人的主体失落了。不是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弘扬和激发,而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和禁锢,这即是朱熹的理欲观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趣向。     

撕开“性善”遮羞布 还它吃人真面目

由孔孟之徒炮制的《三字经》,是在旧中国流行的一种所谓“通俗读物”。这本书,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通篇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和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长期以来,反动统治阶级把它列为“启蒙”课本之一,向劳动人民甚至儿童灌输孔孟之道,以此欺骗劳动人民,维持反动统治。在他们看来,《三字经》是他们用以巩固统治地位的“圣经”,而在劳动人民看来,《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骗人经。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从南宗孔府看孔孟“礼治”的反动性

孔孟的“礼治”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其主要内容包含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种权力”的宗法思想和制度。西汉时,反动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董仲舒吸收和发挥了孔孟的“礼治”思想,把它们归结为“三纲五常”,其中“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清楚地体现了政权、族权、夫权;而“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最后又统之于神权。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红楼梦》批判了封建“三纲”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特别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它深刻而形象地批判了封建的“三纲”。 所谓封建“三纲”,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乐纪》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简单明确的十二字,严格规定了封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     

晚明爱情传奇中的情理冲突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 ,时风浸染 ,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 ,“三纲五常”的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 ,就不难发现 ,当时的传奇剧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与苦苦追求 ,己走到了绝境 ,那几乎是理学思想或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 ,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 ,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 :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 ,使其…     

试论中国封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

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封建伦理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封建法律的伦理化过程体现在呈互动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伦理的法律化．即以礼的精神原则支配法律．直接把礼的规范变成法律规范的过程；二是法律的伦理化．即封建法律从立法和司法上逐步实现其伦理化的过程。中国封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表明．中国古代法制的构建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孝伦理与封建中国生产方式的关系探析

研究深广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孝伦理,有助于判识孝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生命力。在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依赖关系下,存在着产生、发展孝伦理的深厚土壤。封建生产方式决定了孝伦理的基本内容。孝伦理保护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推行、发展封建生产方式提供必需的政治、思想条件;从道德层面保障了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实际利益需求的实现。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和血缘宗族聚居的人口状况也是孝伦理突出地存在于封建中国的重要原因。     

郑板桥的美学思想

郑板桥从未专门谈论过他的美学思想,零散所见,确有些不成系统。不过,透过其时文、诗词、书画题跋,察其对自然、对社会、对艺术的态度和看法,又确实有着他的一以贯之的美学见解,这就是“各适其天,斯为大快。”郑板桥适逢清王朝政权日趋巩固,正在走向所谓“乾嘉盛世”的时期。这时,传统的宋明理学仍旧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视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为天理,迫求人们“存天理,遏人欲,”反映在社会和艺术的理想上,就是要求人们把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伦理纲常作为社会美善与艺术美善的规范和准绳。这实质是一种禁锢个性、逆乎自然的封建理性主义,带有明显的有碍社会进步和艺术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