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视野中的犯罪控制和打击

面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客观现象,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存在天生的犯罪人,犯罪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犯罪率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又要明确地肯定,犯罪率是可以有效控制的.在强调严厉打击犯罪仍然是最有威慑力的手段的同时,必须改变传统的犯罪对策观念和犯罪对策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待打击犯罪的积极意义.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对犯罪的打击应当合乎法理、伦理和情理;应当正确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翻供

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有罪供述对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仅有被告人供述同时缺乏其他有罪证据相互印证,是被告人翻供的根本原因。要正确认识翻供的积极意义。被告人翻供时应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来审查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出于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对于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酷刑: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在现代 ,酷刑是一种公认的国际犯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酷刑则经历了从法定对付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在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事实上 ,酷刑罪的产生是人权理念兴起的必然结果 ;禁止酷刑公约的签定是人权保护具体化的重要步骤。鉴于此 ,有效遏制酷刑也应从积极接受人权理念、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人权教育与自觉抵制酷刑等方面入手。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问题新探讨

近些年,海峡两岸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和互助,对共同依法严厉打击跨海峡两岸的犯罪活动,保护海峡两岸居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涉外犯罪逐渐增多、分裂国家的犯罪时有出现、刑事犯罪的侵害范围日益扩大等新情况的出现,《南京协议》等对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规定表现出滞后的情形,"共同打击犯罪"之性质界定及其规定存在不足。对此,应以合适方式明确规定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形式,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中排除"互惠原则"的适用,调整和改进"协助侦查"措施,以便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创造条件。     

中外刑事侦查模式比较与反思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侦查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打击犯罪的效率和对人权的保护程度。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以此反思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实为完善之必要。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探索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追究犯罪的活动,它有两个并驾齐驱的目的,一为惩罚犯罪,一为保护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经修改后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大体上接近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但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与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只有切实加强制度和程序设计,缩小这种差距,我国刑事诉讼的人权保护才能顺利实现。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分析

人类社会充满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出于对正义和秩序的不懈追求,人类在处理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时,经历了由“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转变。而权力介入对犯罪的处理以后,也经历了权力扩张(权利萎缩)到权力受制约和权利被张扬和保障的演变。由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解决冲突主要装置的刑事诉讼,应当追求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以此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中外刑事侦查模式比较与反思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侦查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打击犯罪的效率和对人权的保护程度.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以此反思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实为完善之必要.     

人权与国际刑法

国际刑法是国际法的刑法方面与国内刑法的涉外方面的汇集。在日渐高涨的人权保护浪潮面前，国际刑法必然接受人权的影响和洗礼。但国际刑法中的人权应有自己特定的涵义和内容。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的人权解释及人权标准的评断则要注意立足于国际现状并具有可操作性。国际刑法中的人权保护应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并应与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需要相均衡。     

甲型流感防控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应对甲型流感疫情的过程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人的责任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维护与人权保护的争议,关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发展国际经济的关系争议此起彼伏。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看．对传播疾病的行为,不仅各国可以依据国内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国际社会应当将危害全人类的传播疾病的犯罪行为归为国际犯罪,由各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在人权问题上,分析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指出国际人权法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也尊重各国为维护公共安全而采取必要的限制人权的措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义务的规定,驳斥了某些西方国家认为我国采取的防止流感病毒传播的措施违反国际条约的规定、阻碍经济发展的看法。     

我国电子证据收集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电子证据收集措施作为一种新的刑事侦查措施,既是侦破新形式犯罪的利器,又可能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我国应尽快制定明确具体的电子证据收集规则和程序,并严格按规范操作,尽量使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保持必要的平衡,防止电子证据收集措施的滥用和乱用,避免侵犯人权现象发生。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若干议论——与陈光中教授等学者商榷

人权保障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并日益重视的热点。完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我国法学界就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的相关问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使国人受益匪浅。但是也有一些议论是值得商榷的,现就下述两论大胆提出不同看法,就教于专家学者:(一)宗旨平衡论;(二)无罪推定已立论。宗旨平衡论一般认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都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世界各国的刑事法学家对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侧重追究犯罪或者保障人权,认识并不一致,有所谓犯罪控制模式和法律正…     

恐怖主义犯罪目的之辨正

恐怖主义犯罪性质决定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然而,将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认定为政治目的、社会目的、个人目的或制造恐怖的目的都是不完全的。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性在于其反国家性,这是从恐怖主义犯罪的历史渊源、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在本质和反恐怖主义犯罪现实需要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一结论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真正的恐怖主义犯罪,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保护人权。     

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探讨

在以公诉方式追究犯罪的现代刑事诉讼体系中 ,面对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成为人权保护的关注对象 ;但是人们却忽视了针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排斥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就是漠视被害人人权保护的具体体现。本文分析了排斥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弊端 ,并从人权保护的平衡角度 ,论述了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理论根据及其可行性和诉讼范围的设置     

论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的中国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重视个人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 ,其理念根基与我国重视集体安全和利益的传统有明显的不同 ,这势必使这一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实施产生困难。应从以下方面使其一般理念中国化 :重视该规则在保护民众整体利益方面的价值 ;强调该规则在促进警检提高侦检技能 ,从而有利于打击犯罪的作用 ;不片面夸大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平衡发展其他人权保障措施 ;重视非法证据的虚假性 ;全面落实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 ,降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负面影响。     

国际法上的个人诉愿制度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个人诉愿制度已为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人权条约所确认,个人已成为人权领域的国际法主体.基于对人权充分保护的考量,应当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扩大<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适用范围,全面限制人权领域的国家豁免权,重新配置关于人权诉讼的管辖权.     

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演变规律与打击机制的完善

正确认识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演变规律、及时完善犯罪的打击机制,对于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具有关键意义。作为电信诈骗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经历了"台湾-跨海峡两岸-第三国(或地区)"的发展演变历程。此外,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还具有组织形态与行为特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犯罪职业化、动态变化性与结构多样性以及打击难度不断增大等现实特点和发展趋势。对此,应当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立足点,从联络管道、情报交流、协助取证、人员遣返、罪赃移交等方面丰富和完善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机制。     

云计算视野的个人信息与刑法保护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主要涉及刑法、行政法和民法方面。在云计算的背景下。为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加强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已显得刻不容缓。通过个人信息犯罪的实证分析看出,我国现有的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诸多不足,应借鉴其他立法中可行部分,增加刑事规范内容,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大司法与执法力度．促进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