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三因素论”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

对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角度,其中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试以“人格三因素论”为参考构架,对这个问题作一点初步考察。一、讨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应分清的概念讨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首先应分清的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文化有多种定义,笔者采用这样一种说法,即把文化分为“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化”。与此相应,文化与     

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是春秋末年出现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包括他的弟子们在内的一批以君子人格为皈依的学者,他们以道自任,“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乐道而忘人之势”,不仅体现了西周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人道精神和价值理性,而且维护着春秋以来慢慢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和独立人格,即使是他们的孤独情怀,也反映出他们对其所追求的文化价值理性的忠诚与执著。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论基督教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文化现象的基督教是在十七世纪传进中国来的,而基督教观念真正进入中国文学,或者说作为文学内涵的基督教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绩。基督教观念在近代渗透进中国的文化结构,遭到了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阻挠。而它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却伴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的极大热情,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用作反思传统文化,探寻理想人格的镜与灯,以及作家自身生存方式的自譬自喻。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处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反思传统文化,寻求西方文化的文化背景上,他们纷纷指责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的种种弊端,在他们的观念里,显然是以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作为参照系和部分地以基督教文化观念作为价值之镜的。陈独秀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国几百年而中国人没受到多大教益的原因:“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他希望“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     

古代隐士人格对现代艺术精神的启示

隐士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但是他们的人格追求和文化活动却具有时代的超越性。隐士人格中蕴含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其对人格尊严的坚守、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及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等,对当代人尤其是当代艺术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一部探讨知识分子如何做人的佳作——评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读罢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朱义禄副授受的新作《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思绪久久萦绕其间而不能自拔。此书的主题是理想人格,而所谓理想人格则便是做人的标准。做人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才能做好一个人?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是一个现实而又永恒的问题。作者在这本书中虽然只探讨了中国古代儒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是我以为,这项研究不仅对于总结历史,而且对于指导现在、面对未来、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从历史真实到艺术创造性真实——论宫廷剧的创造性路径

缺乏艺术的批判创造性思维,是中国近几十年宫廷剧制作和鉴赏被浮泛解读为文化功利性的“宫斗”的重要原因。但中国优秀影视艺术的创造性经验,却是将“宫斗”和“史实”只作为材料而通过批判创造思维建立自己的艺术立意的。其中的路径有以下三点：一是被文化所轻视的生命是否得到尊重并与文化构成对等互动的关系,因为文化总是规范生命的,艺术则是尊重生命并放大生命力的,这是艺术创造的基本内容;二是看一部作品的生命内容是否能与文化形成复杂的张力,艺术创造的丰富性因这复杂的张力而得到孕育,并形成消解文化单一性的艺术张力,这是艺术创造的基本特性;三是看艺术家是否已经有了自己对生命和文化张力独特的哲学性理解,从而使艺术意味难以被既定的文化观念所概括而启示观众,这是艺术创造的基本功效。尊生命、尊复杂、尊独特,使影视经典能够达到较高的创造境界,进而与文化观念对艺术的功利要求对等互动。     

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

在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是无可奈何的事。 乡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两者只有分布上的差别而无性质上的不同。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柢。一批又一批文人学士经由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从乡村来到城市,同时也把文化输入城市。由于在重土观念的支配下,绝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士子,都将他们离家在外的寓居之地视作人生旅途的驿站,最后还要返归故里,只有故里才是他们心理情感上真正认同的归宿之地,所以告老还乡的士子又将文化带回了乡村。此外,还有不少由于种种原因一辈子不离故土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设馆授徒,教授乡里,其中亦不乏学问高人。这样看来,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城市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处的岛     

反思与重建——评《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

这些年,比较文化学方面的专著、文章出了不少,对于中西文化亦是见仁见智,呈现出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多元局面。高旭东所著《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一书,就以其独到新颖、富于创见而成为比较文化学研究中的新收获。说实在的,将生命之树判给中国文化,将知识之树判给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冒险。谁能说中国文化只顾生命不重知识而西方文化只重知识不顾生命呢?这不正犯了学问家们所一直逃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论适应市场经济的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及其教育

市场经济是个体积极性突扬的竞争经济,个性越突出,社会对人格前提的要求便越强烈。因此,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人格,是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特殊群体,属于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他们是否具有健康的人格,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要求,更是社会的要求。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大学生所处的外界环境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大学生的人格发展也要随着文化经验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内容和方向。这种调整并进而追求与实现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健康人格,应视为当代大学生对自己和社会所负有…     

真者无畏善者无私智者无忧一论李白·杜甫·苏轼的人格精神

李白、杜甫、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这除了他们都创作了不朽的文学作品,而且还以其独特的人格精神,受到后人的崇敬.笔者以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心态上,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理想人格精神. 一、真--率性任情的李白 人称李白是诗仙."仙气"源自何方?源自他的浪漫豪放、率性任情.诚然,李白的思想被公认是个杂家:他身上有儒士气、道家气、隐士气、侠士气,甚至还有些酒徒气,但这所有的气质均出自一个本源一"真";浪漫是真,自负是真;追求是真,消沉是真;入世是真,出世是真…….     

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怎样看待洋务运动呢?洋务运动究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进步运动,还是逆潮流而动,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反动运动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浓照马列主义的标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那么,洋务运动是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东西呢?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其主要方面作些论析。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全面深邃的文化理想

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灵魂的直接诠释,它意味着一种全面深邃、具体而微的文化理想。这就是,当下地打开天下,个体地接纳全体。这意味着,这一理想既表达了一种宇宙论的全体视野,也表达了个人在其日常生活的当下承担世界的责任意识。而这样一种文化理想必须通过“艺”才得以在个人的生活申展开,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被理解为“六艺”之学。而在当今时代,中国以及世界与中国自身的脱离,恰恰就是与这样一种文化理想的脱离,由此一脱离进而导致了我们的文化与自然、与天下、与每一个普通生命的脱离。     

儒学的价值系统与当代挑战

儒家的价值系统一直是中国文化中主流思想的形塑者之一,并且构成了文化中个体生命意义的传播者,它蕴含了人性论、价值观与历史观,形成中国文化的血脉基因。但至今日科技挂帅,数字生活与人伦疏离的现代社会,儒家究竟何去何从?在今天是否能有其继往开来之角色扮演,本文试从传统文化情境过渡到现代社会,厘清儒家的价值系统与个人生命、民族生命之关连性,进而探讨面对此种变异局势之际,儒家哲学的变与不变之观点,是否还有其提供现代生活参照的价值意涵,同时诠解儒家所需修饰补正之观点,当可肯定儒家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与影响。     

命名的尴尬:当代文学史上的胡风派

胡风派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个案,但关于胡风派的命名、构成及其相应的精神内涵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当代文学史上的胡风派不仅是一个具有同人倾向的文学群体,他们还代表了五四以后的一种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体现了一种相同的精神品格。胡风派虽然在1955年以后命运多舛、各自飘零,但这个群体实际上形散而神不散,他们历经劫难而不改初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考察胡风派经过炼狱的人生姿态和精神走向,对于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大有裨益;探究胡风派文人的思想、经历、人格和精神坚守的深层原因,检阅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以此反思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人格,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外圆内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群象中,有一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既未象有些人那样用生命点燃正义的烛光,以呐喊抗争人间的邪恶;也不曾如另一些人那般随浊流而上下沉浮,在屈辱中苟且偷生。他们不乏抗争的     

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灵性人格及其当代意义

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最高灵境映射着高尚的灵性人格。"歌德人格"和中国历史上的"晋人之美"是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灵性人格的典范。在宗白华看来,"歌德人格"是生命本体的象征,而"晋人之美"是宗白华理想人格的标本。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灵性人格表现在他对本体生命的肯定,以及他的入世超世和"小己人格"上。这恰恰对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要超越物的有限性,回归精神家园。二是既要深入生命,感悟"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又要静穆的观照生命,感悟生生之节奏。同时也要回归人的本质,热爱生活,追寻有张力的生命,呼唤自由生命。三是还要追寻无止境的超越,时时创造更高的新人格。     

王国维与鲁迅的文化选择及精神悲剧比较论

王国维与鲁迅是近现代中国对生命个体存在的悲剧性觉醒较早的两位知识分子。他们带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关注社会,省察自身的生存困境。他们自身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苦痛,他们复杂而艰难的精神探索加重了自身存在的悲剧性。而他们对外在文化精神资源的不同取向,则直接主导着他们关照自身精神悲剧的不同姿态,衍生出不同的生存意义和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失语”与阐释功能

如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意义——或者说是否有意义——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醒目的焦点。许多人迫切地渴望启动这一笔理论遗产，从这里发现重大的理论资源。他们已经同时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如果无法重新赋予生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具文化的木乃伊。另一方面，“现代性’制造的历史转折设置了巨大的文化隔阂，解开这一笔理论遗产之上的密码困难重重。人们可能遇到哪些问题？现今，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复杂心情集中体现为两个症状：“失语”的焦虑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呼吁。①这似乎是相互衔接的问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