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鄂与晚清湖北出版

张之洞在主政湖北的18年间,为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一直紧抓“出版”为改造湖北制造舆论.一方面他创办并支持湖北地方出版,在湖北主持刊刻史志、编译西书、创办报刊并扩充出版机构,为湖北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又限制湖北民间革命期刊发展,始终把“出版”当作“正学”的工具,致使晚清湖北出版一直为官方把持.还原这一阶段湖北出版业的状况,认识张之洞出版意识的来源,进而理解张之洞出版思想的核心,对于清末出版史、思想史研究以及张之洞研究、湖北地方文化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发生变化，体现为成文法的完善，诉讼意识的增强，和判决力度的加大。由于外来侵略和建立近代法制的压力，清朝被迫进行司法体制变革，力图建立近代司法体制。但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司法体制转型先天不足，未带来纠纷解决的实质飞跃。     

论晚清的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中,司法与行政是合二为一的,但在清末法制变革的大潮中,施行了二千多年的行政兼理司法制度开始瓦解,司法独立成为晚清法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对晚清实行司法独立的缘由、实践以及实现司法独立的障碍进行探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晚清“湖北译书局”的译介活动

“湖北译书局”是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在湖北所设,以译介西书、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文章以“湖北译书局”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开展“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指出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以期推进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还原晚清湖北区域翻译历史活动的全貌,为我国地方翻译断代史学研究奠定基础.     

论晚清的“以夷制夷”

中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夷”的含义不同。“以夷制夷”思想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在其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论晚清的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作为正式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当今时代十分盛行,而该类教育形式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且颇受欢迎。晚清的补习教育种类多样,包括学校补习教育、实业补习教育以及其他补习教育等。该教育形式对推动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对当下也有借鉴意义。     

《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简评

谈文通过对郭汉民先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一文的简要评析,分析了晚清社会思潮逻辑起点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作者宏观上对社会思潮梳理的准确性。原文立足于晚清社会转型这一时代特征,在注重每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兼顾其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思潮研究的整体性构成原文的一大特色。此外,笔者从思潮的概念界定及其范围、鸦片战争对经世思潮的影响、关于“立宪”和“革命”的表述问题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晚清的财政搜刮

所谓”财政搜刮”是指不合理的、掠夺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和手段,它往往表现为恶税、苛税以及苛政,不应把晚清政府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一切财政政策和手段都指斥为财政搜刮。晚清的财政搜刮手段主要有加征旧税、开办新税、勒令捐输、通货膨胀等等。在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搜刮与反搜刮的斗争,导致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离德。财政搜刮最终都转嫁到广大贫苦百姓的身上,其结果是晚清政府民心丧尽而走向崩溃。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清代湖北地区乡村教民群体组成探析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信仰基督教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教民。各地教民群体的特征有所不同,江南地区的教民以有声望的士绅为主,成为“文化基督徒”。在湖北,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士绅入教．湖北的教民以平民为主。基督教信徒多为农民、渔民、小商贩等位于社会底层的百姓。这个信仰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素养决定了湖北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清末新政时期山东的植树造林

山东的植树造林在清末新政时期备受重视,各级官吏和新式社会团体农会大力倡导,林业公司、林业会、树艺局、林业试验场、农林学堂纷纷设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植树造林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清末政府的农林政策,山东地方当局对发展林业的重视,德国在青岛造林的刺激以及经济效益的驱动,为当时山东植树造林获得成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而被动进行的一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文章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为切入点,探寻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改革者在主观方面的欠缺和失误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新政中未能驾驭改革的种种措施,反而使之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灭亡的助推器,亲手培养并壮大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加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消亡。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晚清浙江数学家群体之研究

如果从中国近代晚清阶段的数学家中选出影响较大的7—8人,项名达、徐有壬、戴煦、李善兰、夏鸾翔等五人将位列其中;就研究深度而言,李、戴、夏在晚清数学中名列前茅。他们是同乡,其间有多条链相连,联系密切,形成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数学家群体。在简介五人的传记和数学成就（注重其近代意so）基础上,围绕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和地域分布问题,尝试运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观点与方法,讨论数学家核心与关系链所形成的学术网络,带领周围一批数学家,推动数学发展所起的社会作用。通过对晚清浙江数学家群体案例的分析,探讨价值观与爱国主义、兴趣与成就感、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支撑、政府与官员的作用、学界与社会的认可度、战争影响等方面对数学发展的影响,从而多方位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起源阶段的动力机制。     

论清末的官运局

官运局作为清末盐政运销体系中的重要机构,学界对之缺乏深入研究。官运局是省一级的盐政机构,其机构设置以全省盐务总局为中心扩散至地方,采取官运商销模式管理盐政。其设立酝酿于山东,光绪三年正式成立于四川,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管理整顿之下颇有成效。光绪三十四年起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办理盐务官运。吉林采取官运商销之法,黑龙江则商销与官销并行。其他省区也有官运设局办理之法。官运局对清末盐政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百姓食盐供应、增加赋税收入和疏通河运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捐局林立、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等弊端。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晚清湖南邮政述论

晚清湖南邮政状况纷繁复杂 ,既有官办驿站、文报局 ,又有民营信局 ,更有近代邮政的设置。尤其是近代邮政发展迅速 ,表现在 :邮政处所逐年增多 ,开辟了多种邮路 ,邮政业务进展很大。比起传统的驿站、民局 ,是历史的进步     

清末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与政府的缉剿

本文主要分析了清末湖广盐业市场上私盐的种类以及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裕实国库,对私盐采取了严厉的禁缉措施。通过官、商、私对盐利争夺的分析,折射出了全国市场走向统一的趋势。